國家也沒有敵人

當劉曉波說：「我沒有敵人！」時，很多人相信他是認真的。但問題是國家有沒有把他當作敵人？理論上，國家憲法第三十五條保障了國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四十一條更清楚訂明國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為甚麼提出新的憲制保障，會被視為顛覆國家政權？更核心的問題是，國家憲法應如何體現和落實？

問題焦點在於國家憲法能否保障政治自由。對於甚麼是政治自由，列寧曾有頗為精闢的論述：「政治自由就是人民處理全民的、國家事務的自由」。這自由有直接參與及間接參與之分。前者是參與政治架構的權利，後者是行使自由政治思想表達之權利。若憲法不能保障這些權利，那將是憲制上的極大缺陷。但究竟這是硬件上的缺陷，還是軟件上的缺陷？第三十五條和四十一條的存在，似乎證實了在硬件上，國家憲法是完整到位的。理論上，這些條文有建立憲政文化的動力。著名中國法學者許祟德在他主編的《憲法》中也承認：「國家機關在依照憲法行使國家權力時，不得超越憲法中對公民基本權利所設定的條件限制來任意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實現」。

著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憲政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及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韓大元在《憲政與行政法治評論》一書中也認為：「國家對人權的尊重和保障義務不僅是一種政治道德的要求，同時也是一種約束一切國家權力的規範的要求」。為甚麼這些主流學者之意見始終未能保障國民間接行使政治自由的權利？浙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季濤在《憲法學十論》中對這方面有比較深入的探討；他認為：「行憲不嚴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憲法實施監督機制的軟弱……：一是很少對違憲行為進行法律上的糾正……、二是沒有能力通過合理的憲法解釋或者形成合理的憲法慣例來補充憲法內容上的弱點……」。但這是文化問題還是決心問題？或更重要的是，這是否濫權腐化的結果？

曾於清華大學就讀及任教的著名近代中國法學家蕭公權在他的《憲政與民主》一書中便直截了當地說，憲政不得以落實「顯然還有幾種心理障礙的存在，其中最顯明而有害的，約有三種：一、是冷淡的情緒；二、是疑慮的態度；三、是模糊的了解。我們必須掃除這三種障礙，然後憲政的進行方能夠完全順利。」從某角度而言，這三種「心理障礙」在現今制度上來看，都可以追溯到一個源頭：這便是對政權不穩定的憂慮。無論這憂慮是否合理，它的存在正代表着當權者對國家憲法缺乏信心及透徹了解。在這心態下，一切憲政原則也不及保護政權的政治考慮為重要。

這是一條非常危險而濕滑之路。缺乏基本國民權利的政治架構和憲制秩序是不會成功的；這也是導致憲法名存實亡的主要原因。要確立泱泱大國之風，新中國要嚴肅和認真地思考如何體現和落實憲政和法治。政治是國家的命脈，但缺乏公義和原則的政治才是真正導致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原因。五千年的史實正是最好的鐵證。一國之內，國家是沒有敵人的。很多時，缺乏對憲政的信心，才是一己的最大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