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rch 27, 2015

政黨與壓力團體

希望深入了解特區政局之外國領事,在不同場合也問過一個我難以直接解答的問題:為甚麼泛民主派在政改方面的言行會是這樣?有不留情面的,更會說: 「我從沒遇過這樣的從政者!」每次,我也會小心翼翼地解說,這與民主派的出處有關。

概括而言,傳統民主派,特別是資深成員,均出身於民間壓力團體。便是走進了建制,組織了政黨,他們也始終擺脫不了壓力團體的思維和慣常言行。所以嚴 格而論,民主派並沒有真正的政黨。壓 力團體與政黨的分別在哪裡?一般而言,壓力團體是指一些民間組織,透過鼓動群眾製造社會壓力,藉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政黨則是透過向整體社會宣揚某種政治 理念,希 望贏取大多數選民的支持,在建制中爭取政治成果,甚至執政。政黨相信其言行受整體社會所監察,透過定期選舉決定他們的成敗;壓力團體卻沒有這種顧慮,他們 只求爭取社會激進分子之支持,藉以確保影響力得以延續。

這分別不代表政黨不應與壓力團體合作,甚至組織壓力團體以輔助謀求執政的目的;但傳統而言,政黨有其憲制下的功能,所受的規限也比壓力團體多。這些均是一些基本的政治常識,沒有甚麼大不了。

不 是說民主派沒有真正的政黨便代表我們民智未開,還不是推動民主的時候。這種想法肯定是錯的。回看英國、美國有民主選舉的時候,婦女、黑人還沒有投票權。有 誰敢說當時英美社會民智已開?民主選舉本身是教育社會的一種良性過程。當沒不合理限制的普選出現時,政黨自然會成熟起來,更何况普選是憲制下的莊嚴承諾? 只 希望這番解釋能令對香港民主發展感到關注的國際投資者明白,只要社會能理性地處理這些嚴肅及複雜的問題,我們終有一天會有真正的民主!

Friday, March 20, 2015

最好不相見(二)

四年前偶然在家中看了《非誠勿擾2》,留下深刻印象的,卻是片末的一首《最好不相見》。印象深刻是因為歌詞表達的意境總是在腦中繚繞不去,當年也就這首歌寫了一篇文章。

這 首歌曲特別之處是歌詞取自倉央嘉措的《十誡詩》,由著名音樂人欒樹譜曲,把那極富浪漫蒂克的藏族詩人第六世達賴喇嘛的作品唱活了: 「最好不相見,便可不相戀。最好不相知,便可不相思。最好不相伴,便可不相欠。最好不相惜,便可不相憶……」歌詞淒怨動人,那股強烈的宿命感更是教人透不 過氣。

也許你對倉央嘉措也略知一二。他生於康熙二十二年,玉樹臨風,才華洋溢,卻愛上了一位藏族姑娘,令他不斷在佛道與愛情間掙扎難捨。他 的另一首詩更把那極度矛盾的心情描繪得淋漓盡致: 「曾慮多情損梵行,入山又恐別傾城,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好一句「不負如來不負卿」!寫的是愛情,也可以用諸忠義兩難全的矛盾,正正點中了 我心中的極度矛盾。

黃毓民曾經笑我「過於優柔寡斷」。沒錯,不了解我的人對我有這種看法實在怪不了他們。你從沒有重情更重義的經歷,怎能理解「不負如來不負卿」那種痛 苦?有 道文人特別多感觸,我也算是半個文人,或許我確是對太多東西腸牽肚掛,不夠灑脫。想想這也是劉備的性格。可惜劉備還有願與他出生入死的關羽與張飛,我有的 只是 楊岳橋在過年時送我的一對對聯,寫的是《天蠶變》的兩句歌詞: 「獨自在山坡,高處未算高」。也許他想說的是接着的兩句: 「命運在冷笑,暗示前無路」。有路也好,無路也好,始終要向前走……

Thursday, March 19, 2015

裝糊塗還是真糊塗?

傳媒一向對國家領導人在兩會期間發言之一字一句均非常着緊,稍有偏差,就算不上綱上綫,也毫不猶豫地大做文章。傳媒要賣新聞也怪不了他們,但其他人怎樣解讀也頗具啟發性。

今年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說了一句在政改上有人「心裏明白裝糊塗」,就頗耐人尋味。為甚麼國家領導人會這樣說,理據何在?泛 民彷彿要刻意作回應,急不及待拋出了兩個例子。無獨有偶,兩個例子皆由泛民召集人梁家傑議員有意無意間公開演繹。第一個例子當然是說香港沒有人有「港 獨」思想;第二個例子便是把李克強總理在工作報告中提及要「嚴格按照憲法及《基本法》辦事」稱之為「一國壓倒兩制」的表現。這些言論看在北京官員眼裏,可 能正會心微笑,稱讚委員長說話一矢中的。

一國與普選非對立

你可以質疑中央言行不一致,但當領導人說要嚴格按照憲法及《基本 法》辦事,左看右看,均對港人百利而無一害。首先,你不是律師也可能明白到《基本法》是按照國家憲法第三十一條訂立,《基本法》第二條便清晰明確地說: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按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人的自由、人權、法治、普選權 利皆由《基本法》所規定;保護國家安全法律需由特區自行制訂也是《基本法》規定。若中央說他們不會嚴格按照憲法及《基本法》辦事,我們才應該感到驚恐。批 評嚴格執行《基本法》對香港人有甚麼好處?

也許這也凸顯了泛民主派到了這時刻,還未能掌握中央最緊張的是甚麼。國家憲法說得很清楚,第一目 標是維護國家領土完整,不容分離。《基本法》第一條也開宗明義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這是國家主權的宣示,也是回歸對中國而 言最核心的一點。在中央眼中,沒有一國便沒有兩制,無論在民族主義、憲法層面、政治考慮上,兩制皆不能凌駕於一國。但反過來看,從港人的角度而言,爭取普 選是否必然需要兩制凌駕於一國?當然不是!一國與香港實行普選本應不存在矛盾,更並非對立;否則《基本法》也不可能存有關乎普選之條文。那為甚麼北京會突 然 以主權理由而否決港人普選的訴求?

要如何說服北京?

答案當然可能是,這只是一個藉口。但誰給中央這個藉口?在討論政改這段期 間,泛民堅持以佔中爭取公民提名。對北京來說,這是挑戰《基本法》,以致一國兩制的權力鬥爭。每一次泛民質疑人大常委會的權力,中央官員也視之為挑戰國家 主權的表現。我衷心相信這並非泛民之意,泛民這方面的言行只是代表未能掌握及察析北京最關注的核心問題在哪裏罷了。但泛民不乏有高學歷,甚至對法律有相當 認 識的成員,而北京最關心的亦是顯而易見的,所以領導人不認為泛民是真糊塗。不是真糊塗,當然便是裝糊塗了。而當領導人說穿了,我們還要為「裝糊塗」提供更 多例證,北京與泛民之鴻溝能不愈拉愈闊?

真糊塗也好,裝糊塗也罷,事實是我們已虛費了一個可以爭取真普選的機會。政改要被否決已不再是一個 議題,更核心的問題是否決後,我們如何說服北京,我們既非真糊塗也不是裝糊塗?說服北京,我們爭取普選並非挑戰一國和中央權力,因為兩者均可共存?做不到 這點,特區肯定永遠沒有真普選!

Saturday, March 14, 2015

雙城記

新加坡有民主,但沒有真正民主;新加坡有法治,但沒有真正法治;新加坡有自由,但也沒有真正自由。在這三方面,縱是還沒有達至最理想的目標,我們均比新加坡優勝。只有一點我們比不上新加坡:我們的社會正在嚴重撕裂!

新 加坡的一名的士司機對我說: 「新加坡人均是順民,不懂得跟政府說不。你們便不同了, 你們有膽量反對政府, 佩服!」話是這樣說,但他隨即又滿面自豪地解說他們的海灣建設佔地三百六十公頃,三分一作為保育設施,只需五年便建成;他繼續很自豪地說,新加坡很快便會 擴建機場,新的機場大樓會比現有的大一倍,很快便會成為東南亞的第一航空樞紐;你們香港的第三條跑道,卻說來說去也建不成。言下之意似乎是說,香港已被追 過了。

也許他是對的。我們的港珠澳大橋、第三條跑道、西九文化區,以至沙 中線,哪一項基建不是在立法會停滯不前?我們政府與民間團體有哪天不是拖拖拉拉,互相指摘,吵個不停?有人說,這是民主社會的代價;但我們還沒有真正民 主。也有人說,這是法治之代價;這可能是對的,但只怕是付出了代價,社會還是停滯不前。有人歸咎於特區政府的管治質素;我看這也是對的。正因如此,爭取普 選確是刻不容緩。只可惜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智慧,還沒學會怎樣去面對一國兩制所引起的矛盾和困難。

當然,新加坡也有很多問題,但卻沒有這些問題。想起回歸前我也曾考慮移居新加坡,更因應李光耀家族於新加坡最大的律師行邀請到他們那邊視察了一星期,考慮成為他們的合伙人。最終,我還是決定留在香港。我從沒後悔過,但願明天我也不會質疑這決定。

Friday, March 06, 2015

政治智慧

有人問我,如何 量度從政者的
政治智慧?我回答,那要視乎你對政治的理解為何。一個普通人大多會由他個人的出發點看政治能為他做什麼。他不需要什麼政治智慧,就算投票時他 也只是行使自己的權利,不必向任何人負責,所以政治智慧對他而言並不重要。但從政者便不同了,他代表某個群體;無論是全香港、個別界別或地區也好,他的目 標應該是為這些群體爭取權益而並非為他個人或所屬政黨謀福利,他的政治智慧便變得甚為重要了。有人說政治是妥協的藝術;這說法並不完全正確。妥協也要視乎 是否能達到你的目標。達到不了目標的妥協只是放棄或投降;同樣道理,達到不了目標的堅持只是愚勇或浪費。
有人問我,如何 量度從政者的政治智慧?我回答,那要視乎你對政治的理解為何。一個普通人大多會由他個人的出發點看政治能為他做什麼。他不需要什麼政治智慧,就算投票時他 也只是行使自己的權利,不必向任何人負責,所以政治智慧對他而言並不重要。但從政者便不同了,他代表某個群體;無論是全香港、個別界別或地區也好,他的目 標應該是為這些群體爭取權益而並非為他個人或所屬政黨謀福利,他的政治智慧便變得甚為重要了。

有人說政治是妥協的藝術;這說法並不完全正確。妥協也要視乎是否能達到你的目標。達到不了目標的妥協只是放棄或投降;同樣道理,達到不了目標的堅持只是愚勇或浪費。

也 有人說政治要看時勢;我也不盡同意。我不時提醒自己,政治是雙向的,是互動的。你的一言一行也會影響對方的反應和帶來某種後果,所以你必須考慮這反應和後 果是否符合你的目標,還是會為你的爭取過程增加障礙。如果你沒有考慮這點,或沒有理會,甚或不知道的話,你便不可以說有政治智慧。假若你的言行令目標愈走 愈遠,甚至永遠不能達到的話,你還有什麼資格為他人謀福祉?

沒有人喜歡被批評。但從政者一主要質素便是要接受批 評。不能抵熱便不應留在熱廚房,接受批評是從政者的最低要求。沒理據的批評我會一笑置之,但有理據的批評,卻不去自我檢討、謀求改進,也是沒有政治智慧的 表現。泛民主派有沒有政治智慧?答案可能見仁見智。但你若有政治智慧,不會因為別人批評而失去智慧。

無論如何,最終歷史也會作公論,所以也不用過於介懷。批評你沒有智慧總比其他抹黑、辱罵來得有意義、有建設性。

夢想之路

前陣子,電影公 司送來戲票邀請我和我的立法會工作團隊觀看一齣名為Selma(港譯《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的電影優先場。電影看罷,心中始終覺得像只是吃了半飽一樣, 難 感滿足。觀看前,我期望的,是電影會描述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那場舉世稱譽之《我有一個夢》演說,但及後才發覺電影只是講述金博士在阿里巴馬州發動大遊行的 一段故事。

儘管如此,在香港佔中之後仍然動盪不穩期間上演這齣電影肯定會為不同人帶來不同的共鳴和感受。民主、自由、公義、法治乃舉世不爭 的社會價值,但怎樣去爭取卻永遠存在不斷的爭議。電影中描述金博士的出發點和甘地、孟德拉沒有太大分別,同樣是極力鼓吹以非暴力形式爭取黑人的基本民權。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金博士堅持要在法庭批准大遊行後才啟動大型群眾活動,這與佔領行動的發展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取向和價值觀。

也必須一 提的是,故事中有這樣的一個片段:遊行人士被警方暴力鎮壓引致不少傷亡後,有一名黑人義憤填胸地問: 「槍在哪裡?」另外一名黑人民權領袖反問他: 「你要槍來幹什麼?」憤怒的示威者回答他要殺警察;民權領袖說: 「你殺得多少?對方有槍,有裝甲車,你殺兩名警察,他們可以殺你十個同胞,值得嗎?」憤怒的示威者聽了才平靜下來。你可以說這民權領袖是懦弱,是缺乏原 則,甚至是出賣民主運動,背棄同胞的努力;但這卻是馬丁路德金爭取民權的基本精神。在香港看不見這種精神。

同場看電影的也包括一些推動佔中的學界及民間領袖。不知道他們看罷電影,是否有一種引以自豪的英雄感,還是領略到以感動整體社會令他們認同爭取民主為目標更為重要。看罷了電影,卻平白多添了一份唏噓……

魔鬼交易

香港有人認為與中央政府展開對話,謀求解決落實普選的困局,是如同與
魔鬼作交易;又或中央言而無信,不值得與之對話。每次聽到這些口號式政治的論點時,我都會反問:那你認為怎樣才能真正落實普選?答案往往是:再施加壓力,逼使中央就範。

這 種說法存在根本矛盾,因為從來也沒聽過魔鬼會因壓力而就範。我再追問:你真的相信有壓力,中央便會全面舉手投降?說到這裏,擅長口號政治的政客大多數會開 始沉默不語,或支吾以對。 這便是今天特區政改困局惡性循環的開始。你認為他是魔鬼,他認為你是宿敵;誰也不信任誰,誰也不願意走出和解的第一步,所以永成世仇。被視為魔鬼的,沒機 會證明自己並非魔鬼,被視為宿敵的,沒機會證明自己並非宿敵;結果只是雙方以自己的行為印證自己的看法和預言罷了。

中央 否決真普選的理據是 甚麼?李飛主任在八三一人大常委會決定的說明中有這樣的解釋:「回歸十七年來,香港社會仍然有少數人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缺乏認識,不遵守香港《基本法》, 不認同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權。……少數人甚至提出違反香港《基本法》的主張,公然煽動違法活動。」因此,常委會「有必要就行政長官普選辦法訂下一些規 定, 以確保政改在「正確軌道上進行」。簡單一句,中央不接受威脅,不信任香港人!

要符合中央的要求是那麼困難嗎?是否符 合《基本法》便代表要放棄真普選的訴求? 我難以理解這種說法。我於一三年十月便提出了一套被眾多國際人權專家公認為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中央也從沒說過我提出的方案違反《基本法》或人大常委 會決定。為甚麼我們要捨易就難,提出一個對方認為違反《基本法》,顯示「不接受一國兩制」的提名方案?假如我們合力提出一個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 定的 普選方案,或許我們會知道中央是否真有誠意給予香港人普選。但我們自願放棄了這機會。

有人說,理想很多時會蒙蔽智慧。但一、從政者不應犯這錯誤;二、既然目標是一個有真正選擇的普選而非單為公民提名,那怎可以說理想蒙蔽了智慧?

說 了一大堆話,你會問,那麼究竟我們如何才能走出這死胡同?我始終認為通過對話尋求共識,修補社會裂痕是唯一出路。不要跟我說甚麼「香港建國」、「武裝抗 共」,這不是出路。我更不相信說這些話的人相信這是出路。文明自由的社會便有這種情況:任何人也有權說一些反智無稽的東西。但這不代表社會會跟着這些脫離 現實的言論,走向自我滅亡的道路。

那麼,通過對話挽救現今的政改方案是否太遲?我認為是太遲了。無論從中央或泛民的心態,均看不見短期內雙方可以真誠對話,更談不上透過對話解決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政改失敗後又如何?就此放棄普選?坐以待斃看着我們的社會走向分裂滅亡?

我 不相信這些。我相信只要我們找尋到正確方向,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我們是可以走出這死胡同的。我建議我們應繼續尋找如何重建互信,改善中港關係;繼續尋找 一個既符合《基本法》和○七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亦同時可給予香港人一個真正選擇的政改方案。這不是一個不可能的目標。希望今次政改失敗後,我們會學懂怎 樣處理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