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29, 2015

的士司機的故事

朋友傳來一段網 上熱播的手機短片。一名的士司機因不滿巴士切線,截停了巴士後怒氣冲冲地衝上巴士,指着巴士司機以粗言穢語罵個不停。巴士司機也算有氣量,一言不發便關上 車門,繼續往前駛。的士司機罵了一輪後發覺巴士已走了一段路,開始覺得問題出現了。巴士司機要求的士司機付車費,他只好硬着頭皮照付。巴士愈走愈遠,最後 的士司機轉為要向巴士司機道歉,苦苦哀求巴士司機讓他下車返回自己的車。也算是惡有惡報。

看罷了短片,捧腹大笑。忽然醒覺,這個的士司機不 但令自己的行業蒙羞,行為與遭遇更有點像個別所謂泛民成員。這比喻實在太貼切了。有些人不理社會要向前走,遇到不如意事便破口大罵,製造矛盾,阻礙進步, 到頭來卻被社會離棄。可惜今天在特區,辱罵他人已成為這社會的英雄行為。不禁想起了屈穎妍。一向認為她觀點有些保守,但她有她的言論自由,你可以不同意, 但辱罵她尚不夠,還要威嚇她家人?可惜她沒有巴士司機那份幽默感。

想深一層,假若巴士上的乘客受的士司機影響,群起要求巴士司機停車,那結局 又會是怎樣?假若社會各界支持辱罵屈穎妍的人,那又如何?故事證明我們這群巴士上默然不語的乘客,有時也不能置身事外。遇着勇往直前的巴士司機當然不用操 心,但假若巴士司機被人辱罵後猶豫不決,那我們是否也讓巴士停滯不前,甚至掉頭駛回交通事故的原地?到了這關鍵時刻,乘客也不能任由他人擺佈。我們也要發 聲,也要講道理,也要出力往前走。現在要令政改成功通過可能已是返魂乏術,但否決後,我們這批乘客也必須站起來為香港人發聲,為我們的願景出力!


政改:一國兩制之臨界點

很多人,包括北京官員也不明白政改怎麼會弄 至今天這面臨全面失敗的田地。北京官員認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令九七順利回歸,更以《基本法》敲定容許港人高度自治,維持一貫生活方式,保障基本 人權,這些安排已是一種非常寬容的政治妥協;而特首的任命是唯一在特區行使主權的象徵,不明白為什麼香港人老是不肯接受?

香港人不明白為什麼所謂高度自治竟是由中央欽點行政長官。回歸以來的三位特首一個不如一個,香港人只可以默默忍受。這怎麼可以說是「高度自治」?

從理論角度看,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權與特區實 行普選理論上是沒有矛盾的。至少在撰寫《基本法》時,中央與香港人均不覺得這安排有什麼矛盾。相反,這正是一國兩制的重要指標。但理論歸理論,在一個歷史 背景、政治文化均與中國內地不同的環境下,在香港實踐普選行政長官,便帶出了一個很根本的嚴重問題:中央與大部分香港人自回歸以來缺乏互信基礎。

如果說天安門事件是中港缺乏互信的起源,那 麼回歸後這缺乏互信問題非但未能改善,反而每況愈下;加上北京在回歸後任由本土左派任意妄為,與民主派勢成水火、各走極端,更不要談基本互信了。另一方 面,個別傳媒和政客看準了這深層次矛盾,透過鼓吹口號政治,把這根本矛盾盡量醜化,藉以建立一群忠實的支持者,於是香港的政治兩極化便像癌細胞一樣慢慢侵 蝕覑整個社會。

假若民主派懂得擇善固執

當然,假若民主派有足夠政治判斷和懂得擇善 固執,可能今天的局面便不會出現。但是事與願違,我們可以回顧由二○○七年三月泛民推出的全面政制改革建議只堅持一個低門檻的特首選舉提名程序,到二○一 ○年的「五區公投」亦沒有以公民提名為變相公投的議題,再到去年「六二二」電子公投,泛民全面放棄了所有符合《基本法》的政改方案,大家可以清楚看到泛民 如何慢慢被激進派的口號政治推入泥濘,以至不能自拔。

到了今天,政改可說已是返魂乏術。各大民調 也清楚顯示社會有近四成人反對「八三一方案」,其中堅決反對和最憤怒的一群更佔三成。這些人的政治取態是不容忽視的。民主進程不是數字遊戲,若未能理順這 些持有強烈意見的人,社會動盪便會由此而起。試想想,不要說有一成人,只要有數萬人堅持以行動和破壞秩序為表達不滿的手段,社會便難以安寧。他們的激烈抗 爭行動不但撕裂了特區社會,深化了香港內部,以至與中央的根本矛盾,更直接挑戰一國兩制的實行。道理很簡單,假如特區再次出現長期大型群眾佔領或其他擾亂 公眾秩序的行動,我們可以確保特區的警隊能應付得了嗎?我們可以確保北京能如佔中期間能忍耐覑不插手干預嗎?假如特區出現嚴重社會動盪,特區政府和中央政 府不可能任由這動盪形勢長期持續,威脅本港金融穩定,始終會被逼以武力鎮壓。特區一旦出現武力鎮壓,港人和國際社會便對這脆弱的一國兩制更加失去信心,甚 至會認為已名存實亡。

如何確保一國兩制走下去?

我們的悲哀正在這裏。因為我們對一國兩制缺 乏信心,所以我們的言行正是導致一國兩制崩潰的原因。這是典型自我應驗預言的悲劇。就算這推論過於悲觀,一國兩制的崩潰仍然可能難以避免。理由很簡單,政 改問題不能解決,特區政府的施政便不斷陷於持續對抗和內耗。我們的經濟動力和競爭力也會日漸拖慢,甚至停頓下來。需留意到回歸時,我們的生產總值佔國家百 分之二十;到了今天,我們只是國家總收入的百分之三。一般經濟學者更預測十年內,中國的生產總值會達至二十萬億,而我們的生產總值只會佔全國百分之零點 五。換言之,香港特區對整個國家的重要性正急劇下滑。我們不但會被新加坡追過,甚至上海、廣州、深圳也可能於未來十至二十年超越我們。當我們對國家的重要 性急劇下跌之際,一國兩制的存在價值就算不完全失去,也會備受到強烈質疑。換言之,政改不能解決,一國兩制便會失敗;一國兩制失敗,我們便只會淪為中國眾 多城市中的一個小市鎮,還談什麼法治、自由、人權?

所以,香港人,特別是泛民要考慮的,不只是 今天這個政改方案應否通過,而是政改方案通過與否,我們如何確保一國兩制這條路可以走下去?今天因為我們不能接受「八三一方案」,所以要否決這政改方案; 但否決後,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政治思維。從長遠角度看,我們要重新思考如何繼續爭取普選。我看不見泛民以今天的表現,可以帶領港人在否決政改後繼續爭取民 主發展。我看不見這種堅持以漫罵方式表達意見,拒絕嘗試建立互信的態度能有效與中央政府在《基本法》下找到推進民主的共識。他們認為中央不可信,也許這是 對的;但他們選取的另一途徑便是不斷製造壓力、增加對立,這不但不是出路,反而只會是拖垮一國兩制的主因。

今天泛民的政治意識形態不變,否決政改後這 種政治意識形態也沒可能改變。要令政改有出路,一國兩制得以落實,我們必須要改變,香港的政治生態也必須改變,與中央的關係更加要改變。我們要懂得領略一 國兩制的妥協,我們要懂得基本的政治倫理;社會沉默的一群必須站起來,拒絕被他人牽覑鼻子走。否則我們只會步向滅亡!

(以上是我在今期《明報月刊》的主題文章)

Thursday, May 28, 2015

中央可以「授權執法」嗎?

上屆特區政府在 建制派全力護航下,硬闖立法會,通過了興建自回歸以來最大白象的高鐵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絞盡腦汁,希望做到「一地兩檢」。眼看這麼多年來也解決不了這 複雜的法律問題,於是有人建議中央「授權執法」,令特區的執法人員可以在特區執行國家法律。倡議者對法律原則可能認識不深,但也不應把現今文明法律制度看 成封建時代的皇帝般,只要說一句話便成為全國法律。他們可明白這時代早已成為過去!

香港執法人員只可執行本地法律,這可說是一般人的基本常 識。《基本法》第十八條便開宗明義說明:「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條規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 《基本法》可於附件三引入全國性法律,但並非所有全國性法律均可引入附件三內。《基本法》第十八條便說明:「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 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出入境非太大問題

從這些條文看來,內地的出入境條例,可被視為並非特區自治範圍有關的法律,但問題並非只局限於可否在特區執行內地之出入境條例。這問題簡單來說有兩個層次:一、只執行出入境之相關法例;二、因應出入境法例之需要,進行逮捕及執行內地其他刑法。

先 說出入境條例。如有香港人不獲內地批准入境,問題便不大,過往我們也有很多「不受歡迎人物」上不了飛機、上不了火車、上不了船的例子。假如內地之出入境條 例通過附件三在特區實行,不獲出境的內地人士便須被遣返。在這方面,特區執法人員可通過在港實施的全國性出入境條例,將不能入境人士即時遣返。這與逾期 在港居留或非法入境難民被遣返之程序相若,也不應是太大問題。

問題出於特區執法人員能否根據內地法律,逮捕個別人士。須考慮的是,那些法律可 在特區實施?是否把所有全國性的刑法也搬來香港實施?若是這樣,還談甚麼一國兩制?如果內地刑法只適用於內地居民,那《基本法》所保障之人權、自由和其他所 有在港人士之權利又如何處理?在一國兩制下,《基本法》所保護的,並非單是特區永久性居民,而是所有在港人土。這矛盾如何化解?

為經濟效益放棄一國兩制?

還 有一個同樣複雜但重要之問題。假若特區執法人員逮捕了某人,如何把該人逮解回內地?假若特區和內地急就章地「達成」疑犯移交協議,那這協議如何反映兩制司 法截然不同之矛盾?簡單來說,在疑犯被逮捕至逮解離境之間,他能否享有特區所有人權和寧縱莫枉之基本刑事司法原則?假若疑犯涉及一些可被判死刑的罪行,他 有沒有權利以人道理由要求特區政府延期甚至放棄遣返?他可否申請司法覆核,或人身保護令?如果不可,為何不可?凡此種種問題如何解決?

「一 地兩檢」之重要性只在於保障高鐵之經濟成本效益。為了經濟效益而放棄一國兩制之界綫是否值得?要維護特區在一國兩制下之獨特地位,唯一解決方法可能是內地 要通過一條為特區度身訂造的出入境條例,把特區執法人員須執行之全國性法律局限於,若內地人不能離境便原地遣返之簡單法律責任。希望特區政府不要為了短期 的經濟效益,斷送了特區在一國兩制下之獨特司法地位。

Friday, May 22, 2015

無字碑

太太愛上了《武則天》。和很多香港人,特別是女士們一樣,她被那些華麗服飾、堂皇布景和宮廷逸事所吸引了。我一向對電視劇沒有興趣,但頓時每晚有一小時「自由時間」,也算是不錯。前天晚上,翻看一些舊照片,找到一張無字碑的照片,一時百感交集。

應 該是七八年前了。我們到西安參觀兵馬俑後,也想到陝西乾陵一走,看看唐高宗和武則天的帝陵。到了山腳,忽然來了一陣狂風暴雨,那裡沒處躲避,只好硬着頭皮 冒着大雨往山上走。到了武則天的陵前,雨算是停了,但只見碑上空無一字,一串串雨珠,如淚水般流個不停,頓時有很大的感受。這唯一的中國女皇帝,為什麼有 這 樣的下場?

與很多問題一樣,武則天的功過在歷史上始終爭議不斷。在唐朝時,她的評價頗高;但到了宋代,卻如江河日下,直至近代才略見起色。 這些爭議也不無道理。她為了權力排除異己、殺戮無數,雖然對內管治有方,但對外政策始終失多於功,加上在這男性主導的民族文化下,特別對她後期的荒淫無 道,實在令後人難以為她在位十五年對社稷之功,給予整體正面的評價。

很多人也問為何高宗的碑上歌功頌德,而她的碑上卻了無一字?說法紛紜,有的說武則天認為自己功德蓋世,沒有說話可以形容;也有說她自知罪孽深重,故留給後人評價;也有人簡單地說這是唐中宗不知應稱她為皇帝還是母后,結果不了了之。

從政便是這樣。不可能以他人評價作為自己政治理念之尺度;因為你永遠不能滿足所有人的看法或要求。只有忠於自己,做你認為自己應該做的事,莫問他人,這才是無言勝有言的精粹。

Monday, May 18, 2015

政改失敗 所為何因

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改方案面臨失敗的表面原因,是泛民堅持以佔中威嚇北京接受被視為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令北京以8.31方案回應,杜絕「奪 權」幻想。但在這表因背後,內裏的真正因由卻並非如此簡單。近日劉兆佳教授在2015年第2期的《港澳研究》發表一篇長達8000多字、名為《政改爭議及 兩種「一國兩制」理解的「對決」》的文章。這篇文章代表了北京官員的主流意見,深得北京高官的普遍認同和讚賞。文中對佔中後特區的政治形勢分析也算有理有 據,但其主要觀點卻把政改視為香港「獨立政治實體」與「中央授權下高度自治的地區」的「決戰」,這是把一場中港就民主發展持不同意見的紛爭提升至「主權之 爭」的層次。究竟這看法有何事實支持?

要就這問題尋找答案,必須先回顧過去10年泛民對政改看法的演變歷程。 2005年泛民否決第一次政改後,舉行首次民主派「武林大會」,各民主黨派經反覆討論後,於2007年3月推出一份全面的政制改革建議書。在這建議書中, 特首選舉模式只具一個提委會下低門檻的提名程序,並無公民提名這建議。若論「毋忘初衷」,這便是民主派的初衷。

到2009年,民主派就當前政改問題舉行另一輪「武林大會」。在這輪討論中,梁國雄首次提出公民提名的概念,並建議以「五區公投」推動這提名方法。當時這建議為所有泛民拒絕。事實是,其後雖然公民黨轉為支持參與「五區公投」,但亦沒有以公民提名作為變相「公投」的議題。

到 2013年底,民主黨因認為爭取2010年中途政改方案受到嚴重衝擊以致喪失議席與選民支持,要求普選聯吸納公民黨和工黨。當時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為了與普 選聯劃清界線,堅持必須把普選聯之名改為真普聯;又以「團結」為名,吸納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從而建立綑綁機制的雛形。為了「團結」,當激進派提出「公民提 名,缺一不可」的政改方案時,民主黨雖然對此頗有微言,但從公眾角度而言,其立場卻始終是曖曖昧昧,不敢倡議或支持一個沒有公民提名的政改方案。

在 這期間,佔中開始醞釀,並以真普聯提出的公民提名方案為爭取目標。話雖如此,佔中核心人物陳健民卻亦多次向我強調公民提名只是「叫價」,最終他不排除會以 一個符合《基本法》框架的民主方案作為最終交予港人決定的政改方案。可惜書生論政,佔中主腦人物未能預視整場運動既需激進派支持者參與和推動,後者的意見 必然是佔中運動的主流意見,才導致最終經篩選後,交由市民電子「公投」的方案盡是公民提名方案。6.22電子公投給了北京一個錯覺與藉口:港人堅持以脫離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思維爭取普選。

簡單而言,北京把泛民主派提升至意圖與中央就「一國兩制」的理解與行使主 權進行「對決」,實在是把泛民主派看得太高了。事實是,過去10多年,泛民主派的主要領導人物對特區長遠民主發展始終缺乏廣闊視野和政治策略。這些年來, 我參與過大大小小不下數十次泛民的政改討論,從沒人提出過以香港「獨立政治實體」為政改基礎,更莫論在民主派中有任何相近的論述或共識,民主派從來都只懂 得以西方民主原則作為爭取目標。相對於北京,這只是政治文化上的衝突,而非爭奪主權的對決。

事實是,在《基本法》下,國家在特區行使主權與普選安排沒有、亦不應有無法化解的矛盾。「一國兩制」本質上是充滿矛盾與妥協的元素,如何正視這些矛盾與妥協,才是香港發展民主的真正出路!


Saturday, May 16, 2015

沒有母親的母親節

母親去年五月中離世,終年九十一歲。父親英年早逝,兄弟姊妹很多時都說我們一家人於七十年代才可說是開始脫貧,可以晚年享福的只有母親。話雖如此,但因為律師事務繁重,真正可以承歡膝下的時間實在不多。

去年五月她中風,在醫院彌留十多天,始終沒有蘇醒過。也記不得上一次跟她見面閒談是何時,坐在她病床邊,想跟她閒話家常,卻不知從何說起。她愈是沒 有反應,我們愈是心痛。到了她臨走那一天,醫生早上已經警告我們不要走開,但至凌晨三時許,她的情况似是穩定了,二哥和家姐均叫我和太太回家休息小睡,誰 知回到家中,在床上躺下不到一會,便接到電話說要趕回醫院。就是這樣,她真正離開的那一刻我也不在場,這是人生中多大的憾事!

母親從來不贊成我從政。她皺着眉頭說: 「家驊,你幹嗎要從政?你不需要名, 也不需要利, 為什麼要蹚這淌渾水?」我只好回應說: 「你和爸爸從大陸逃到香港時身無分文,今天你看見家中的所有一切都是這個社會給予我們的,現在放下事業為香港人出點綿力,也是應該的,對嗎?」她不回答, 但滿面不以為然。我知道說服不了她。也許她看不見我退出政壇那一天也是她的遺憾。

也許母親的話是對的。但相信她也希望我是一個懂得獨立思考的人;也有我的理想、我的目標。上星期一位建制派議員在議會中就政改發言,他說母親永遠是 對的,她為你選老婆有什麼不妥?覺得這種言論有點可笑,也脫離現實。母親當然想我們好,但也應尊重我們的抉擇,只要這是正當的抉擇而非作奸犯科。相信最 終,父母也會以兒女為理想奮鬥而感到驕傲。

但母親的想法是怎麼也好,在這
沒有母親的母親節,感覺始終是苦澀的。

Thursday, May 14, 2015

誰有條件選特首?

上星期無獨有 偶,有記者 問董建華,梁家傑、余若薇若參選特首能否出閘?他給了一個北京官僚的慣常答案:「他們心知肚明!」第二天,羅范椒芬在電台上點名我和郭榮鏗為可以出閘的人 選,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少的風波。不敢說董建華和羅范椒芬對政治的認知膚淺,但毋庸置疑,他們明顯地未能靜思慎言。但從另一角度看,他們只是試圖演繹中央所 堅持的不明文限制:只有「愛國愛港」之人才有條件選特首。這是共產黨語言,很多人聽不懂、也聽不入耳。如果北京政府懂得以西方政治學包裝的話,他們應該 說,只有懂得對話和妥協的人才具參選特首的條件。

政治就是對話

為甚麼這樣說?很多人均認為政治是妥協的藝術,但著名政治哲學 家畢達寶 (Blattberg) 卻說得更精準清晰:「政治是以對話來解決矛盾。」一點也不錯!政治便是對話,有對話才可以妥協。看看奧巴馬和習近平,美國在東南亞通過與菲律賓和日本結 盟,意圖圍堵中國,令兩國勢成水火;但兩位領袖仍不願放過任何機會創造對話溝通條件。

也看看安倍晉三。日本和中國在釣魚島主權上劍拔弩張,但安倍晉三還是爭取每一機會與中央領導人對話。管他只是在走廊上站着說一兩句,也比零接觸為好。他更不惜把談話內容自動預先付予國家領導人審查;為的是甚麼?只是尋求一刻的對話!

更 不用提朱立倫。他先說不參選總統,然後到北京會見中國國家領導人,表明心迹並非為參選總統而溝通,而是為台灣前景而溝通。這才是政治家的表現。如果你問奧 巴馬、安倍晉三或朱立倫,北京政府可信嗎、與北京對話有用嗎?為甚麼不以導彈、核彈威逼中國就範?他們的回答可能各有不同,但明顯共通點是溝通對話才是解 決紛爭唯一之途,亦是最文明之法。

從政要適時妥協

回頭看,參選特首應具有甚麼條件?如果你不懂得把握對話、適時妥協,你便是沒有從政必須具備的政治能力。沒有這能力,管你在其他地方有多少才華,你的支持者認為你有多少魅力,我看不見為何你可以說你具有參選特首的條件。香港人亦不應、也不會選你為特首。

當 然,這不等同不准這些人參選。毫無疑問,落閘禁止這類人參選是矯枉過正。也許這是中央政府一貫的政治手段,但要說服香港人接受這手段的必要性,會是相當困 難。這是文化有別、價值觀不同的結果。有人說假若余若薇、梁家傑表明心迹沒有參選特首的意願,那不是解決了問題嗎?對不起,我難以苟同!選舉制度是一個嚴 肅的政治問題,不應以某些人的去留,或能否順利出閘為設計標準。

我也不是說要泛民具有奧巴馬、安倍晉三或朱立倫的政治能力和氣量。這要求可能是太高了。但 何謂政治這基本問題,卻不須是一位讀過政治學博士學位的人才了解或明白的。你有沒有意欲參選特首,也不代表你從政可以罔顧基本政治能力的要求。可惜的是, 大部分泛民連這最低要求也未能達到!

Friday, May 08, 2015

身在中國的香 港人

清末以來,香港 人接受了百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也因如此,回歸後,在英國傳統文化薰陶下成長的香港人,無論在民族、社會及政治意識上均感到無限困惑實不足為奇。一國兩制 是香港回歸的憲制基礎,但也是一個前無借鏡,後無來者的政治實驗。一國兩制本身充滿着矛盾和妥協;如何面對這些矛盾,了解這些妥協,正是所有
身在中國的香 港人必須面對的根本問題。

在民族意識上,很多人不介意被稱為華人、唐人,甚至黃種人;但港人對自稱為中國人卻始終有點猶豫不決。這基本上是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存有質疑的疏離表現。

在社會意識上,香港人傳統的核心價值:公義、自由、法治比資本主義更被重視為社會基石。也正因如此,雖然資本主義社會沒有改變,我們對一國兩制能否守護着這些核心價值一直也存有戒心。

可能更重要的,是政治意識的對立。政治極權與自由社會存在根本的矛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雖然《基本法》把這些根本矛盾盡量梳理,但在一個缺乏互信、互相猜疑的政治環境下,一國兩制的妥協元素很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也許這也正是我們感到無限困惑的根源。

今 天政改的紛爭,更突顯了以上提出而未能解決的核心問題。我們是否未能真正掌握到一國兩制的妥協精神,又或因為缺乏互信而難以感受到《基本法》下兩制共存的 可行性?也許這不是一時可解決的問題,甚至不是一代人可以化解的困擾。但在這政改成敗命懸一線、一國兩制面臨全面失敗之關鍵時刻,北京和每位香港人也有責 任去靜心思考一下,政改被否決後,我們應如何面對一國兩制的問題。

我深信,只有能找到我們在中國之位置,政改才有真正的出路,一國兩制才有成功的一天!

Saturday, May 02, 2015

音響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歡音樂。也因為喜歡音樂,所以我也喜歡音響(Hi-Fi)。有些人因為喜歡音響而玩音響,花一千幾百萬購買最頂級的音響器材,追求的卻是很多一般人也聽不出的分別。但我不是這類人,也沒有資格有這種追求。

當了議員後這十一年來,可以靜靜地坐在家中欣賞音樂的機會少之又少。幾星期前,無意中發覺原來家中的一套音響早已壞了。近來心情特別煩躁,所以有意物色一套新音響,希望可聽聽音樂紓緩情緒。我嚮往膽機的音色,想買一套以前曾經擁有過名為「雅士」(JADIS)的法國膽機,誰知一問價錢嚇了一跳。價錢竟然比我當年購買時貴了五倍有多!代理笑着問:「湯先生,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我低頭一想,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只好失望而回。

心 有不忿,在網上看了一些推介,便想試試一套內地製造, 名為「雅清」(YAQING) 的膽機。此機與我心儀的「雅士」同級,但價錢只是前者的十分一。咬着牙根一試,在網上訂購,不消兩天便從深圳送來。接駁後,煲它十數小時,音色開始穩定, 變得光亮豐厚,定位清晰、有深度,只是略為欠缺了一點高價膽機那種空氣感,但也沒有一般膽機那暖洋洋、甜膩膩的味道。但以這樣的價錢買到如此的音色,已是 頗為安慰,也達到了我的要求。

不是說我的要求低,而只是我願付出的與回報成正比,已算足夠了。追求完美音響的人,很多時他們追求的不是音樂,而是演繹音樂的媒介,與現今很多政客只追求爭取過程而忽略了爭取目標沒有太大的分別。當然,喜歡聽音樂,也須聽得入耳;難聽、走音的,不要也罷!也許今天的香港人也須停一停,想一想:政改這首曲,聽得入耳嗎?我們是要聽音樂,還是要聽音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