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餞派到何時，才可改善我們的公共醫療制度？

湯家驊說口頭質詢D問題的主旨，是醫護人手及支援，極度不足，幾時可以完全解決？
周一嶽局長，就算當你拗贏，真係沒有一套國際接受的水平、一套國際經驗可以效法，你以香港本地需要訂立合適的醫護人手，咁就係問你個計劃係點？正如李國麟議員講，你都會參­考其他國家的人手比例標準做你的計劃，但如果好似你咁講一年一年計，淨係覺得會增加人手就改善，D醫護人員同埋病人，都係唔知幾時病房的人手不足問題可以處理喎！

新聞自由？當今最可怕的，是自我審查，和利用傳媒達到政治目的！

回歸以來，新聞自由自是不斷被質疑，尤其面對著經濟及政治的壓力環境之下，是否仍然可以保持編輯自主呢？
政治壓力方面，剛剛地鐵的公關公司威脅傳媒會停廣告可能係一個警示，基本上，有那間香港的報社會不重視企業刊登的廣告，這是可以令他們生存需要呀！如果報導會令企業停買報­紙所有廣告，記者或編輯係咪會冇壓力，他們的上司怎會不出聲，所以，經濟有能力阻右編輯自主！
政治壓力方面，似乎回歸以來，文字傳媒的老闆似乎都與北京政府有關係，而沒有的一個，就完全沒有上京採訪的機會。而且，電視及電台都是與北京政府有關係，這種千絲萬縷的關­係，很難令人相信電子傳媒、文字傳媒仍然可以有編輯自主、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重要，但更關心新聞的質素沒有因這些壓力而屈服、扭曲。

我究竟錯在哪裡？

上星期在僭建風波中，我錯誤引用上訴庭的案例，一直令我耿耿於懷。對一些一直支持我的人來說，確是欠他們一個清楚解釋。我錯誤引用的案例始於1997 年。該案件關乎信和控告恒隆在一宗酒店買賣中貨不對辦，要求退出買賣。其中一個退出理由是恒隆的物業天台建有無數違法建築物。這些僭建設施早為屋宇署所知，但屋宇署不但不執法，更將入伙紙給予恒隆令其可如期把酒店出售。信和不明屋宇署拒絕執法的原因，故以物業有僭建物為由，拒絕完成買賣。屋宇署的內部文件顯示他們對天台僭建物是否屬於屋內存有疑問，代表恒隆的律師團亦成功以此為理據，在初審和上訴庭勝訴。05 年上訴庭在判辭中指出《建築物條例》第四十一（3）的豁免是指屋內（in the building）而非建築物內（inside the building），因此天台之設施並非僭建物，信和亦因此敗訴。我家的天台玻璃房亦於上訴庭判決後施工。

到了07 年，終審庭判信和勝訴，但卻同時拒絕接受涉及僭建物之上訴理由。當時贏了終極判決當然感到高興，案件既沒繼續跟進的必要，故此我並沒有詳細閱讀整篇判辭。我一直的錯覺是，終審庭既然拒絕關乎僭建的上訴，上訴庭的判決應被視為終極判決，而據我所知，終極判決後屋宇署一直未跟進執法，要求恒隆拆卸物業天台之無數僭建物亦是令我誤認上訴庭之判決為終極判決原因之一。出錯的地方就在終審庭拒絕接受上訴之同時，亦批評上訴庭的看法是錯誤的。

無論在法律上，代表律師在終極審判後有沒有責任細閱判辭，公開錯誤引用被終審法院批評的上訴庭判決始終是不當的，亦有誤導成分，我因此即時公開道歉。有人以此認為我誠信有問題，這質疑我是理解的，亦會接受這質疑。我明白這事件令很多支持我的人感到失望，我對自己亦感到極為失望。我不要求他人原諒我，我亦正深切自我反省。我不知道，最終會否原諒自己，只知道，這是一個沉重的教訓。

我們要陽光政冶，不要秋後算悵賬！

湯家驊追問蘇錦樑，會否阻礙資訊科技總監葛輝到立法會申辯辭職的原因，肯定係冇新意啦，所以攪到坐在後面的周一嶽局長，想瞓、想瞓。

黃仁龍，你在哪裏？

上星期，行政長官曾蔭權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談及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被法庭指違法而被推翻一事時，一方面說「不宜公開評論」，另一方面又細述如何有「社會人士指有政客及政黨濫用司法程序」阻撓基建發展，損害整體社會經濟利益，甚至令特區陷入邊緣化，更聲稱「我們須就此事反省」。不知曾特首所指的「社會人士」是否指劉江華及民建聯等人，但無論如何，特首在答問大會上慎重複述這等意見，並要求社會反省，明顯是他認同這說法。身為特首聽到這種挑戰法治的歪理，不但不直斥其非，反而義正詞嚴地要求社會反省，實在令人目瞪口呆。

特首指控有三錯誤

曾蔭權這種借刀殺人的指控，凸顯了他對司法程序及法治精神的無知和缺乏尊重。他最少犯了三大錯誤：

第一、只重政治抹黑而輕理性討論

曾特首一方面複述「社會人士」的無理指控，另一方面又以已進入司法程序為擋箭牌，拒絕回應質疑他言論的議員，充分證實了他只着重政治抹黑，而非有意進行理性討論的心態。在法律上，早於七十年代已有一宗名為《星期天泰晤士報與英國政府》的舉世知名案例。這案例定下了差不多所有普通法國家均接受的基本法治原則，這便是司法程序正在進行中，並不能抹煞公眾討論社會重要議題的基本權利。換言之，政府不能利用司法程序作為擋箭牌，拒絕或禁止公開討論事件的來龍去脈或是非所在。

第二、指責市民濫用司法程序等同否定市民要求政府依法辦事的權利

正如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上星期公開聲明所言，法院有應付濫用司法程序的足夠權力及經驗；況且司法覆核對防止濫用的要求更為嚴格，每宗申訴必須在行政決定三個月，內向法庭申請並獲得法官受理後，才可進行司法程序。若說在此等嚴謹的監管下，市民仍能「濫用」覆核權利，那麼這是等同指責法官刻意包庇市民的濫用行為，還是說法官監管不足？更嚴重的是，法官最終判予申訴人得直，那麼法官是否也有「濫用」司法權力之嫌？政府輸了官司，卻說程序被濫用，與前朝董建華輸打贏要、要求人大釋法如出一轍，實在令人痛心！為何回歸十多年，我們的特首一位又一位的對法治如此不尊重？

第三、以經濟理由向法庭施加壓力

特區政府自輸了官司以來，一直公開高調聲稱超過七十項基建項目受阻，令特區的損失數以億計，更向法庭提交文件要求盡快處理上訴。以經濟利益為理由向法庭施壓，實極為不當。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這幾星期在立法會討論各項同樣逼切的基建項目時，出席官員皆聲稱判決並沒阻撓工程進度，亦未知會否引致造價上漲。既是如此，為何在法庭面前又言之鑿鑿？政府不依法辦事，被法庭指正後，反而把過錯推諉於市民，實是荒天下之大謬！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要深切反省的，似乎是曾蔭權，而非一般市民。

挑戰法治令市民失信心

最令人忐忑不安的，是我們的律政司司長黃仁龍身為特區首席法律顧問，亦是捍衞法治之首位把關者，為甚麼不指正劉江華等輩的歪理、堅守法治之重地？要知道法治是十分脆弱的。挑戰法治不但在於對法庭缺乏尊重，更具破壞性的是令市民對司法制度失去信心。更何況提出挑戰的人，竟是位高權重的特首，其破壞性更不能言喻！黃仁龍司長，你在哪裏？

民以食為先，打擊壟斷、通脹是首要工作！

衣食住行之中，只有食物是不可以用其他東西代替！
交通費貴，可以唔揸車，地鐵及巴士費貴可以行路或踏單車，但食物真係冇，而且對基層市民的影響亦大，因為他們要多於10%的收入放在食物之中，所以，要討論這個議題，主要­看食物入口及處理通脹問題。
香港以金融服務業為主，所以大部份的食物供應都依賴進口，中國大陸更是糧油食品及肉食的主要供應商，隨著人民幣升值及並國內的內需增加，輸港的其他食材，價格亦不斷地標升­，市民根本無反加價能力，只可以加些食物開支來填飽肚皮！
根據政府的公佈，政府需要將全年的通脹預測由4.5%增至5.4%，不過，即時有學者表示政府的公佈是過份低估通脹幅度。不少食市、連鎖快餐店都表示，因為食物供應商的來­貨價增加，為了可以維持經營的目的，不得不加價，『好克制』的就說加一元兩元，否則的話會可能每個月都會加價。正如有些茶餐廳老闆說，他們基本食材，好似雞蛋可以由10年­80元一箱加至今年的300元，肉由500元加至700元，而且仲會繼續上升；加上舖位又不斷加租，他們不得不向顧客下手，否則只可以結業。
市民以為可以自己煮就可以平得多，實際上並非如此。大家都會記得，每逢大時大節，政府就會好緊張講家禽、活豬、牛肉的供應充足，因為怕大家會搶購，販商會乘機大幅加價。儘­管如此，食材的加價亦難以避免，好似天氣變化令蔬菜供應緊張，所以來貨貴了，但上升了以後又沒有下調，蔬菜的進口費用都在不斷上升，截至今年首季，升幅已較去年同期增加了­4成7，所以，買餸煮飯亦不會較出街進食便宜。
而一些生活必需品或食材，我們都會街市販商或到超市購買，其實也不便宜。消委會就定期就食品價格做調查，現時亦有在消委會的網頁設有「價格網」，為市民提供各大型超市一些­食品價格的比較。根據消委會在08年進行的「超市物品增幅」的調查，發現超市根本唔一定係賣平嘢，而且在各家庭喜愛購買的糧油及罐頭食品，可以較之前一年有2成增幅。此外­，一些肉類如牛肉的供應，09年消委會曾經做過的不同地區格價，顯示每斤牛肉的差距可以相差10元，而統計處的數字亦顯示牛肉較去年同期增長了兩成。
讓我們市民知道生肉、家禽、海鮮等食品的增幅到底是一成、二成、甚至五成，其實意義不太，正如我最初所指，我們9成的糧食是依賴進口，根本沒有反價的能力，加上負責的供應­商，多數都有壟斷供應及批發價的能力，所以零售商根本沒有減價的空間，最終，消費者要承受所有的增幅。
為使市民減少承受加價之苦，增加供應及考慮對基本糧食供應進行補貼，可以是其中一個方法，以生肉為例，鼓勵以冰鮮食物取代，不失為一種增加供應的方法，因為從輸港的數字顯­示，冰鮮食品的好處是價格便宜亦穩定，只要政府監管得宜，就可以不斷有新增的供應。
政府亦可以考慮補貼的方法。對於市民的基本食糧，藉補貼以抵消從批發到零售之間的差額，以保持零售價可以穩定，例如零售價會受運輸、倉庫租金等等開支所影響，政府可以直接­補貼這些項目，方便供應及價格的穩定，最終，消費者不容易受加價之苦。
他更希望日後競爭法落實之後，壟斷供應不再，市場有競爭力才會生效，一般消費者才可以受惠。

不要忘記臭味未觧決！

居民之所以對垃圾埋田區不滿，與有臭味的垃圾車在其家居附近行走有很大關係，湯家驊說政府將廢物收集車全部改成密封式，最好在車底加防污水滴漏盤，足可以減少對市民的騷擾­，如果有垃圾車沒有這些設施，政府可以補貼那些車主，這才是減少市民對垃圾堆填區的抗拒，治標又治本務的方法。
邱騰華好客氣回覆話會循這個方向去行，佢只肯保證140多輛的政府車可以這棣做，叫D做政府合約的車儘量咁樣改，而D私人單頭車就鼓勵佢地去改。
邱局長，即係你乜都唔會做！

無題

大雨過後，兩旁樹木的白花黃葉點綴著其他深淺不同的綠葉，別有一番歐洲風味。這星期天早上樂得清閒，便到外走走。不知怎的，竟然走到了新娘潭。這平常假日相信是極為熱鬧的地方，今天竟然杳無一人。下車走了良久，才見到路邊有一位正在抽煙的花甲老翁。他見我走過，略帶驚奇地說： 「湯大狀，怎會在這裡見到你？」我跟他打個招呼，笑一笑： 「今早樂得清閒，到來走走，清清腦袋。」他微微點頭說： 「清清腦袋是好事……」他頓一頓，又略帶遲疑地說：「恕我直言，與世無爭、無欲無求便不用清清腦袋。聞說你當大律師也當得不錯，幹麼要去當議員，在一潭渾水中打滾？」這老伯跟我素未謀面，卻確是直接得要命。一時無言以對，只好謝過他繼續上路。

老伯的話有他的道理。事實是，有時我也弄不清怎麼胡裡胡塗當上了立法會議員？說要為社會服務，似乎是把自己說得太偉大了一點。沒錯，那種「人盡其才」的感覺確是自視過高的根源。社會有能力之士大有人在，更可能幹得比你好，犯不著要自己勞心。但回心一想，又覺得這可能是抉擇問題。別人的政治理念跟你有很多基本上的差異，給市民一個選擇又有何不可？只是自己多愁善感，自尋煩惱罷了。

回程時，遇見兩三位清道夫正在清掃被風雨打下的白花黃葉。剎那間我有一股衝動，很想停下車走過去問問他們，那些花葉把這條平平無奇的柏油路變為一條實在頗有詩意的清雅小徑，為什麼要清掃？在那一刻，我忽然領悟到有些煩惱是把平淡生命轉化為燦爛人生的催化劑，清洗盡去未必是好事，也非我所想。老伯嚮往他的康莊大道，我走我的羊腸小徑，各有所好；只要是自己心安理得的抉擇，又何必羨慕他人所走的路？

要哭的，已哭了；要說的，已說了；要做的，已做了；但六四是永在心中的！

每年這個時候，臨近六月四號、臨近立法會辯論，我都有一種忐忑不安的感覺。我好怕每年見到日曆上這個日子，想起事件已經廿二年了，但狀態依舊。今年更少了一位呼籲大家毋忘­六四的老者華叔，亦添了一份悲涼。
但環視內地的現況，「六四」這兩個字仍是禁忌，沒有人敢提起，彷彿好似不說就沒有發生過，就會被遺忘。內地經濟騰飛，生活在城市的中國人一下子富裕起來、「幸福」起來、滿­足起來，不希望有人來打破他們的幸福感。好似陳冠中去年出版的小說《盛世》中講：「在好地獄，人們還知道自己是在地獄，所以想改變地獄；但在偽天堂久了，人們就習慣了，並­以為已經在天堂。」
主席，中國現時就是一個「偽天堂」。在言論自由方面更是每況愈下，從譚作人、劉曉波、趙連海、艾未未，還有多少人會被以言入罪？ 但可幸的是，內地有人開始醒覺，有領導人開始帶頭談論政治改革，總理溫家寶更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出推動政治及司法體制改革。
溫家寶上月底到馬來西亞訪問，他指：「中國要推動政治、經濟和司法體制改革，令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每個機構、組織在用人選人方面，應遵循公平­的原則，選被人民所擁護的人員。」
主席，翻查紀錄，總理已經不是第一次公開地談政改。去年八月視察深圳時，首次大篇幅談及「政改」，其後在兩個月中間多次論及政改，包括在美國訪問期間。 除了領導人罕有地公開談論致治改革，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亦在四月廿八日，以「本報評論部」的名義，發表一篇題為「以包容心對待『異質思維』」的文章，指出「相對於普通­民眾，手握權力的執政者尤其需要這種『包容』」，該篇文章又指：「批評或許有對有錯，甚至不乏各種偏激聲音，但只要出於善意，沒有違反法律法規，沒有損害公序良俗，就應該­以包容的心態對待，而不能主觀地歸之為「對著幹」。」 主席，我好希望這種醒覺不是權力鬥爭的手段，溫家寶總理不是如坊間所謂「最佳影帝」。在內地，談政治改革是最敏感、最罕有的話題，內地作家余傑亦因此出版了作品《影帝溫家­寶》，認為總理雖然表面開明，但2003年任總理至今，「卻沒有做什麼有益於推進民主和體制改革的實事」。余傑的書去年出版後，7月初北京警方已經傳訊余傑四個小時，並且­警告他溫家寶不是一個普通公民，是國家總理。批評溫家寶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損害國家利益。而即使溫家寶如何以「弱勢社群的守護者」自居，即使他再奔波災區、灑淚礦難多幾百­次，中國政府仍然容許將揭發愛滋病、豆腐渣工程、毒奶粉的檢舉者判刑。
六四事件不會被遺忘，終有一日可以在中國境內大方地談論，這才是中國面對的開放發展之路。

Help! Competition bill is in danger of dying a "natural death"! 救命呀！競爭法快被拖死啦！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long liked to tout itself as providing a "laissez-faire" economy, a "level playing field", and a free market.But how free is a market when there are no laws to guarantee fair competition? The idea of a competition law has been under review for around 15 years, and it's STILL only in the debating stage. With us in the studio to discuss why it's taken so long are the Civic Party's Ronny Tong and Victor Hung of the Consumer Council.

理性討論妖魔細節

正如右派學者與政客近來極力把競爭法草案妖魔化一樣，全民退保方案亦不能幸免。香港奇怪的地方是尚有一股強而有力的右派經濟思想滯留於時代轉變之後。任何涉及調節自由經濟的措施皆被視為十惡不赦，須群起而剿之，令理性討論往往被人置於腦後。更令人不安的是，這些討論很多時有意無意間忽略了原建議的重心細節，批評者往往以自己的錯誤理解作為攻擊基礎，大肆鞭策一些不屬原方案的「細節」，令討論愈來愈走進牛角尖。

硬加標籤於理不合

全民退保便是一個好例子。現今之全民退保聯席方案始於○三年的基本建議，從沒有太大改動，那麼為何不少右派學者和政客忽然以一些偏激的言論，如將「撞頭埋牆」、「地獄之門」等非理性標籤硬加於退保方案身上？這些人應該是接受全民退保方案背後之理想思維的。人口老化不但是特區的問題，所帶出的經濟、福利、社會問題更不容輕視，最終這更是未來社會所必然面對的最大負擔。任何略有遠見的人都應靜心探討如何拆解這定時炸彈，而非以偏激言論把方案妖魔化。

全民退保方案是建基於三點根本中心思想：第一，方案是以現實經濟價值為基礎。方案的假設是每年通脹和利息將會維持於百分之二，而工資實質增長亦會維持於百分之二。這是一個很保守的推算。當然，假若真正數據與這推算有別，最終的費用可能會有所落差，但正因為這是一個極為保守的推算，任何差距也不應令社會增加不能接受的負擔。

第二，這是一個最低保障的建議，而非有些學者或政客所言會不負責任地令特區經濟破產的建議。這建議有別於其他國家所推行的退保計劃之處，是這並非一個「隨收隨支」或「政府全支」的計劃，而是依賴其他現有的社會福利保障計劃，融合而成的制度。相比於其他國家，有的是以退休前最後的薪金或整段受僱期間的平均薪金為退休額，這種計畫所涉及的金錢當然非常龐大，但現時全民退保所建議的只是每月三千元。這是一個最低保障額，而這保障需與其他福利保障，例如：強積金、公屋、居屋、醫療保障等措施同時配合。

研究數據改善方案

第三，最重要的是，全民退保方案開支推算的基礎是官商民能共同合作：一、政府盡快啟動五百億作為啟動退保種子基金，並假設投資回報為百分之二；二、為了不增加僱員經濟負擔，方案建議在僱員同意下把一半強積金供款放進全民退保基金之內，容許它滾存作為日後退保之用；三、政府和社會需要兼負某一程度的經濟責任；這責任可從超過一千萬元以上收入的企業加徵百分之一至二的利得稅作為填補。當然，這部分的開支也可來自我們累積龐大的財政儲備以增加經常性開支來維持這全民退保計劃。

最後，同等重要的是，這些建議皆非石刻，不能改變。相反，方案原意是引起社會廣泛討論，尋求破解方法。以非理性、妖魔化的態度抨擊這方案，實是有違群策群力、共渡時艱的香港精神和核心價值。但望持不同意見者能以開明和理性的心態，從實際的數據上找出改善方案的空間，才不愧為一位負責任的香港人。

情人的眼淚

母親節，孩子送給媽媽的禮物是請我們到紅館聽歌神張學友的演唱會。很久沒有聽本地歌手的演唱會了， 那人山人海的場面確是有點嚇人。老實說，確實沒太留意學友近年的流行曲，熟悉的都是一些被孩子稱為「古老」的金曲。我對那些大型的歌舞表演素來沒有多大興 趣，反而是那一段《私人角落》爵士演奏較為吸引。直至學友唱出《情人的眼淚》，我才突然精神一振。

那是什麼年代的歌曲？我極力嘗試在記憶中尋找這首歌和我成長的過程。那是六○年代初的歌曲吧？同一年代的依稀記得還有李香蘭、周璇、林黛和著名作曲家姚敏 的妹妹姚莉。《情人的眼淚》是國語時代曲低音歌后潘秀瓊的代表作。她也算是一位傳奇歌手，她是廣東順德人，在澳門出生，但卻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長大，十二 歲便開始演唱生涯，十八歲正式登台成為歌星。這首《情人的眼淚》便是姚敏特別為她而譜，陳蝶衣為她作詞的歌曲。老實說，歌詞實在有點老土，但據稱這首歌紅 透半邊天時，正值潘秀瓊婚變之秋，她每一次登台演唱這首名曲皆哭成淚人，好不感人肺腑。

為什麼懷舊的東西總是特別容易動人心弦？記得這首歌在香港流行時，我們這批番書仔不斷的把它拿來開玩笑，一點也不欣賞。可是這感覺卻隨著歲月轉變了。當很 多比較近代的歌星演繹這名曲時，總有一份莫名其妙的感覺。蔡琴、林憶蓮、張惠妹均有很好的演繹。但是今天由一位大男人唱來，卻又不感到那麼靦腆尷尬，反而 平添了一種淒怨無奈的感覺。

音樂是感人的媒介。好的歌詞和動人的演繹一樣，可以發人深省、引起共鳴；但最重要的，卻往往是那首歌曲所代表的年代，那點溫馨又略帶苦澀的回憶。往日不值 一哂的東西，若干年後竟然會成為愛不釋手的紀念品。人生便是這麼奇怪。對我來說，懷舊是好的、是富有感情的。或許孩子有一天會明白這點。

最低工資風波，政府是始作俑者 I

最低工資帶來社會的反响，本來是不必要的，只要政府能清楚向大眾解釋立法的原則就是了。
政府向立法會交待條例早已說明，「第3(2)(a)條旨在訂明根據條例草案計算最低工資時須視為不包括的時數。該條文不會改變《僱傭條例》下的現有安排， 即現時僱傭雙方是可自由議定有關用膳時間的聘用條款。條例草案的政策原意， 並非要訂明僱員按僱傭合約會否享有有薪用膳時間，也不是規管用膳時間的安排。一如過往，這些僱傭事宜是由僱主與僱員雙方議定。」「具 體 來 說，在計算法定最低工資時，雖然用膳時間(當僱員並非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執行工作)並不包括在工作時數內，但得出的平均每小時工資額
不會有所歪曲而損害僱員的權益。」
當初立法的原則是僱員可以享有一個合乎水平的工資，而大家同意計算的數目是以一個工人每天工作8小時，每星期工作6天計算，得出來的數目大約為5000多元，而這個數目是­入息中位數的一半，這樣，一個家庭有2人工作，他們得到的工資都不較綜援為低，從而鼓勵他們去工作。而忠告僱主要計算給予僱員的月薪不要低於最低工資的水平，那標準為何？­就以時薪方法去闡明。
僱員條例同最低工資條例第5條，都表示僱員以月作為僱用的基礎，因為月薪計，當然唔會理食飯有冇錢，當然有休息日。不過僱主唔知點解要將僱員改簽時薪制，僱員亦因此不會放­過要僱主俾飯鐘錢及休息日有薪。
所以就變成僱員僱主都對最低工資有怨！

最低工資風波，政府是始作俑者 II

本來大家都嘈緊張建宗推行最低工資不力，令到怨聲載道，但亦不能支持謝偉俊的暫緩執行的議案，本來好嚴肅地投反對票，就係湯家驊投錯票，引得哄堂大笑，鬆哂!

修改議事規豈會千秋萬代制止議員言論自由呢_Part I

湯家驊議員表示自己是泛民議員之中，同意將引用議事規則的權力擴展至各事務委員會主席之一，唔係黃毓民所說的唔知醜，而是因為
1 立法會不是立法會議員的，每個會議都是為了監察政府功能與運作，所以，議會的程序很重要，因為它有助議會可以順利運作
2 尊重言論自由，但沒有任何事是絕對的，所以就算自由亦都要有限制，讓其他人都可以接受，而這條線劃線是引用議事規則權力，是可以接受的
3 不同意有議員認為今天通過了，就會永久地限制了立法會議員的權力，怎會如此呢？議事規則是可以改的，如果議員覺得不必要，可以召集其他議員去取消這規則。
況且，今次的修改，反而是將各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權力，與立法會主席睇齊，其實是一個進步的建議。

修改議事規怎會制止議員言論自由呢_Part II

湯家驊議員表示自己是泛民議員之中，同意將引用議事規則的權力擴展至各事務委員會主席之一，唔係黃毓民所說的唔知醜，而是因為
1 立法會不是立法會議員的，每個會議都是為了監察政府功能與運作，所以，議會的程序很重要，因為它有助議會可以順利運作
2 尊重言論自由，但沒有任何事是絕對的，所以就算自由亦都要有限制，讓其他人都可以接受，而這條線劃線是引用議事規則權力，是可以接受的
3 不同意有議員認為今天通過了，就會永久地限制了立法會議員的權力，怎會如此呢？議事規則是可以改的，如果議員覺得不必要，可以召集其他議員去取消這規則。
況且，今次的修改，反而是將各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權力，與立法會主席睇齊，其實是一個進步的建議。

Letter to Hong Kong (6th May, 2011)

Are we rich enough? That sounds like a silly question at first brush, but that in fact is a very pertinent question nowadays when one considers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of our Government. Are we rich enough? Can we afford to be a more caring society? Or more precisely, a more caring government?

Let's look at the facts: if we add up all our surpluses over the last 14 years since the handover together with our deficits and divide by 14, we get the figure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consistently under-estimated our fiscal income, on average, by a staggering 30 billion per year! Yes, you heard it right, 30 billion. On average. Each year. This is not to take into account that we have fiscal reserves enough to meet over 20 months of expenditure without a single cent of income. No government will be able to survive 20 months without income.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money but a question of politics. So, in a way, it is pointless to keep reserves to cover more than 12 months of expenditure. On top of that, we have a vast foreign exchange fund reserve enough to make any small nation proud.

So what does this translate to? It means either of 2 things: either we are taxing too much; or we are not spending enough. Article 107 of our Basic Law stipulates that we should "strive to achieve a fiscal balance, avoid deficits and keep the budget commensurate with the growth rate of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f we consistently maintain a substantial yearly surplu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we are not achieving fiscal balance. If we are taxing too much, we should be reducing tax. Not dishing out cash payments to everyone including those who do not pay tax. A government is not a bank. It raises tax to maintain a fair and harmonious society, not to pay out public funds to appease a disapproving population.

If the answer is we are not spending enough, the next question is: are there areas we could spend more on? The answer is: yes, there are! There is the pressing issue of the wealth gap, the lack of social mobility, the burden of being one of the most expensive cities to live in driven by high land prices. There is the problem of our health care system slowly falling apart caused by a lack of 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an aging population.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our ever falling education standards over all. The Government responded by saying it is increasing resources across the board by large percentages every year. But all this is relative. If you start off with a relatively low threshold, you will never catch up with the ever increasing wealth gap and a fast aging population.

There is another glaring problem: the Government's mentality towards the poor and those who take a different view on government policies. It doesn't trust them. Whenever it seeks to enforce a policy aimed at alleviating the harsh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poor, it is almost paranoid about avoiding overpayment. For example, before an elder is able to seek CSSA payment on an individual basis, he or she must prove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that his or her children had signed a declaration to the effect that the latter would no longer support him or her. Not to support their parents is a taboo no Chinese would lightly admit breaking. The result is there are many old people left to their own devices, without any help from the Government. Take another example; for the lowly paid to apply a travelling allowance of a mere HK$600, you have to satisfy conditions which are even harsher than claiming CSSA payments. Why?

It is not as if the government is ignorant of these problems. It is not as if those who take a different view is quiet and have not voice their disagreement. At 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is a lack of vision and caring by our administration. And an inability to maintain an inclusive mentality. Our Government will rather decide to pay out over 30 billion cash to silenc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an to pay out 3 billion more every year to increase the resources of our health care system. Immediate political advantage is far more important to this administration than taking a long term view of our community. This Government would rather pander to the public than to care for its future.

Are we rich enough? The answer is: yes, we are. And we are mature enough to deserve a better and more democratic government! Let’s just hope the next chief Executive is a good listener!

究竟加徵汽車首次登記稅是為了什麼？

湯家驊認為稅收要有明確及清晰的指標，雖然政府說要增加首次汽車登記稅，為了要減低路上汽車行駛數目、改善交通擠塞環境、又可以改善空氣質素，他通通不同意，因為自殖民統­治以來，不斷都再加徵汽車登記稅，但車輛數目沒有減少，即係根本不可以改善塞車的環境；
可唔可以改善空氣質素呢？其實，公共交通工具產生最大量污染，最根本的辦法是政府資助他們購置環保車輛，可是政府沒有這樣做，好似小巴要求准許他們加座位，他們就會更換環­保車，政府都唔肯，可知政府到底有幾多決心啦！
反過來說，如果廢令獲得通過，政府要回撥稅款予車主，不過都不是即時可以取回，而徵收的款款佔政府的收入亦不是太多，因此，廢令沒有達到目的，而且又會製造混亂，實在不值­得去支持

富家孩兒

坐在身旁的老師在我耳邊輕輕地說： 「他的上衣在中環那間專門店要三四百元才買到！」我頓時愕然，心中嘀咕，我的衣櫃可能也找不到這麼名貴的上衣。老師像是聽到我心中所想，再低聲的加一句： 「我們很多學生都是集體補習英文，但他的父母卻堅持要一對一上課，每課用幾百元，他們一點也不介意。」我看著坐在我面前的小孩，他才六歲，長得很帥，人見人愛。他微笑著以那略帶囂張卻又充滿自信的流利英語回答我們的問題。無論對話、朗誦、閱讀和拼字，他均游刃有餘。沒辦法！富有人家的孩兒也應得到平等對待，我給了他最高分數。

這是一個英文出版社舉辦的小童英語比賽。比賽分五歲和六歲兩組，每位參賽者均需通過對話、背誦詩歌、閱讀和拼字四回合比試，每組最高分數的兩位可獲與父母其中一人免費到英國參觀和接受進一步英語訓練。比賽很有意義，但我發覺出色的小孩子皆是來自比較富裕的家庭。難道學說流利英語是富有人家的專利？這或許是拜回歸後特區政府的教育制度所賜。歷屆特首和教育局長均視教育為一盤企業生意。不符合成本效益便關閉「不必要」的分店，為的不是要確保產品出類拔萃，而是要追求經濟效益。管它什麼社會流動力，反正這是一個有錢人的社會！

回歸後，看到的反而是內地學生的英語水平日漸超越本港。這是最令人痛心的轉變。要接受優良教育機會竟然要視乎你家在何處、可有額外資源幫助你的孩子。我敢肯定，假若我是在這年代成長，莫說當議員，便連大律師也當不成，可能永遠被困於偏遠地區。為什麼社會越是富裕，社會流動力越是下滑？這是誰的錯？中國人有一句： 「富不過三代」，可惜這句話在香港絕對不適用！

置安心致不安心！

英國殖民時代的房屋政策：聚焦、有流動性、符合社會需求。很多市民都是從徙置區到公屋到居屋，再到私樓。反觀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冇流動性、冇前瞻性，由政府的數字顯示，­居屋的轉售每月都不足0.2%，相對於私人樓宇的買賣，實在小巫見大巫。
所以，政府以為重建及重推居屋會影響房地產市場，這是一個謬誤；政府相信不干預，市場可以滿足需求的機制是另一個謬誤，試問市民不可以上公屋、居屋不可以流動，市民又如何­解決住屋的要求呢？
置安心是政府以為舒緩市民置業的需求與壓力，但如果依照資產及收入限制，一個有30,000元收入的2人家庭，扣除置安心的優惠租金，5年下來，辛苦儲起的錢，或者會夠3­00萬樓宇的3成首期，但到時D樓300萬可以嗎？況且，要這個兩人家庭儲100萬，要節衣縮食，甚至每月不夠用，點攪呢？
所以，置安心根本並不安心，可能是一個騙局，只有增建公屋、重推居屋，才是真正解決市民房屋需要！

加煙稅等同否定個人自由？

對於是否支持議員提出加煙草稅的廢令，湯家驊說即時會反對，因為同意政府加煙稅去減低吸煙人士的意慾。
首先可以因為個人偏見，他不吸煙，是因為年青時在英國吸煙是非常昂貴的消費，所以迫住戒煙，但反對加煙稅並不止於唔影響自己，而是二手煙對人的影響，有科學証據証實，所以­，雖然人有自由，包括享受吸煙，但既然亦影響他人，就要做D嘢去規範。
第二，雖然有人說加煙稅不能杜絕吸煙者的數目，仲會加增私煙售賣的可能，但冇一樣制度是完美的，但如果制度對社會有利，就唔可以因此不設限制，唯有用其他措施去阻塞漏洞。
但最令湯家驊難以決定是有可能苦了一群吸煙的基層市民及老友記，但若果加煙稅可以令少D人吸煙，對社會整體有益處，亦想信社會會體諒的。

究竟高官的問責精神在哪裏？

一份財政預算案，招惹各方怨氣，大家特區政府原來常常用錢做民調，但好似民調又唔係高官問責制的重要指標，幾奇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