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曾蔭權宣布押後政制改革諮詢至年底，令本來時間已不是那麼充裕的政制改革過程更為緊逼。非但如此，更有不少建制派人士誓言二○一二政制改革會比二○○五年之政改方案「更為保守」、甚至「注定失敗」。諮詢還未開始已先言失敗，這是否代表中央和特區政府由始至終皆沒有誠意和決心推動特區政制改革，更莫論令政改最終達至普選？
回顧二○○五年政改失敗，不難察覺到缺乏誠意和決心的後果。○五年的政改是一種由上而下，近乎填鴨式的改革模式。整個過程中雙方完全沒有嘗試交流協商。記得我唯一有機會與特區政府討論政制改革只有在兩個前後相隔六個月的不同場合。最先亦是唯一有機會與當時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就政制改革會面應該是在五、六月吧。當時特區還沒有提出政改方案，許司長對我大概描述方案的粗略概念，只說希望增加的十個議席中，五個議席將由區議會議員互選產生，但一切細節尚待中央拍板，既沒有言明委任議員是否可以投票，也沒有說及互選的模式。雖然他一再表示政府及民主派會就此方案進行討論和協商，但事實是那一次會面後雙方便再沒機會就政改方案詳談。事後司長說的甚麼向議員「乞票」，皆是一派胡言！
從政改方案出台後到十一月，我不停在各大報章提出種種建議，但所有建議均如石沉大海，不能引起任何官方回應。到了同年十一月，曾特首和我均被邀請出席英國維爾頓 (WiltonPark)的一個關於特區政制發展的研討會。研討會前一天，曾特首和我皆獲邀出席香港貿易發展局於倫敦的晚宴。我便把握機會，要求與曾特首在倫敦會面。雙方就特區政制改革討論了超過一小時，我更親手把泛民主派的種種訴求，包括時間表和路綫圖全數交給曾特首，要求他向中央轉達，希望中、港、民三方就政改方案可以找到一些共通點。可惜倫敦一會之後，特區政府依然故我，對任何要求改善方案的建議皆聽而不聞，寸步不讓。
種種迹象顯示曾特首堅持強硬態度是因他心中認定已得到泛民「六君子」的支持。他明顯地覺得既然已得到足夠票數通過政改方案，他便犯不着與泛民就政改方案商討，回應特區爭取民主的訴求。可惜的是，這種有恃無恐，自以為穩操勝券的態度，卻正是政改方案的喪鐘。○五年的政改方案不是甚麼普選方案，但同樣要在社會中找到支持，獲取各界認同和共識，必須經過一段真正的思考和公開的交流、討論和協商，而不是依賴一些政治手段，換來一些議員的支持票，便以為可以隻手遮天，蒙混過關。曾特首似乎不甚了解的是，就算○五年的政改方案得到泛民「六君子」的支持而獲得通過，亦不會是一個符合民主原則和國際標準的民主改革，更不會得到社會大眾大多數的認同和接受。換言之，這只是強權壓頂的結果而非民主改革的過程。
○五年的歷史教訓是重要的，是有指導性的，只希望曾特首能經一事長一智，不要重蹈○五年政改的覆轍，盡快與特區的民眾代表展開對話，尋找共識，邁向普選，為特區的民主政制發展真真正正的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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