驕人成就？

繼成龍大哥的「要管論」，我們的曾特首也不甘寂寞，急忙提出「代表論」，誓要與成龍分庭抗禮。這星期，無論在報章或網上的討論焦點皆是曾蔭權的「代表論」，但我想在這裏一談的卻是「代表論」背後的中心思想：經濟是所有問題的答案。

在發揮他的「代表論」之前，曾蔭權回應吳靄儀的六四問題是這樣的：「國家在各方面的發展都得到驕人成就，亦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我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會作出客觀的評價。」潛台詞是經濟發展會令香港人「更客觀」；「更客觀」的意思當然是指不再要求平反六四、追究責任。進一步的潛台詞明顯地是指在驕人經濟發展之前，香港人的偏見令他們未能客觀地就事實作出合理之評價。這說法缺乏邏輯和事實基礎。為甚麼沒有經濟繁榮，香港人對國家大事便會存在偏見？相對而言，為甚麼經濟繁榮會使人「更客觀」、更容易接受違反公義的事實？

六四的重大意義並非單純是武力鎮壓、軍隊殺人那麼簡單。這悲劇之發生是源於八九民運之形成，學生以至市民對官僚腐敗、缺乏民主制度和社會公義的宣泄。這又與經濟發展有甚麼關係？經濟繁榮是否可以代替舉世認同之核心價值？還是經濟繁榮更會凸顯出民主公義的重要性？

國家在經濟上的驕人成就多少是建基於開放政策及全球經濟發展一體化的成果。但急劇的經濟回報反而深化了本已存在的社會矛盾。哈佛大學經濟政治學者莫特力 (DaniRodrik)曾經這樣地描述這種新的社會矛盾：「全球化的後果將逐漸形成一種新的階級對立：一些能在全球化經濟獲利者和不能的人之間，一些能分享其價值和不能的人之間，一些能分散其風險和不能的人之間。」意思是說，這種新的社會矛盾不單止是經濟利益的，也是價值層次的衝突。經濟整合 (EconomicIntegration)的代價很可能便是社會的分裂或不整合(Socialdisintegration)。這道理是淺而易見的，經濟發展為某些人帶來巨大的財富，但這財富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分享的；就算是在共產主義社會下，急速的經濟發展也會帶來貧富差距的拉遠，更何況在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社會？加上我們特區政府一向漠視弱勢社群的需求，「經濟好，大家好！」便成為了一句極具諷刺性的政治謊言。舉世知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者史迪列斯 (JosephStiglitz)便說過：「經濟成果是指可持續、公平和民主發展所帶來的生活水平之提升，而不單止是指國民生產總值。」沒錯，國民生產總值只是一些量度整體社會財富之數字，而非真正國民分享經濟成果之指標。所以單是說經濟繁榮便可取代社會公義和民主發展是以偏概全，對社會實況視而不見的歪論。

經濟發展的真正意義不單在於替整體社會帶來財富，而是需聚焦於個人生活素質之提升。個人生活素質並不單是指物質上的豐足，而亦包含靈性上的滿足；否則，我們與但求溫飽的動物有何分別？今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有驕人成就，正好凸顯了民主發展的逼切性。把這經濟成果轉化為民運開花結果的催化劑，才是平反六四的最好體現。

只可惜這道理非曾蔭權之輩能夠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