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會議的歷史任務

梁振英領導下的行政會議成員接連出事，被逼退下，引起廣泛討論，更有評論質疑是否應重新檢視行會的 職能及組成。世上無完美制度，更何況多完美的制度也要視乎當權者如何運作，能否發揮制度的長處，減低制度的短處；濫用制度者更會令制度冠上一個難以清洗的 惡名，也許這正是行會今天的問題。 行政會議源於港英殖民地時代。殖民地當然沒有民主，港英政府施政要避免舉步維艱，必須準確掌握和體恤 民情，行會由此應運而生。行會的原意是通過不同及廣泛的諮詢架構收納民意，由行會作出決定，確保政策出台後不會遇見無法估計的障礙。總括來說，回歸前，行 會的運作可算是成功。另一成功要素當然要數當權者在平衡各方利益、了解民情方面，有某程度的認知和符合情理的決定，因此，當時質疑行會組成和職能的聲音實 在不多。 無實際價值　組成須檢討 回歸後，中央政府通過《基本法》盡量以五十年不變之態度，規範行會架構。第五十四條明文 規定行會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第五十五條更規定它的組成必須包括行政機關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行會的職能亦於第五十六條有詳細 陳述：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必須徵詢行會意見，若意見不獲採納，行政長官必須將具體理由記錄在 案。因此要改變行會的組成和職能，除非修改《基本法》，否則在憲制上可以說是無可能。 但時至今天，行會的歷史責任是否已經完結？眼看世 界差不多所有文明民主國家只有內閣，卻無類近行會這樣的決策機構。這是因為行會的本質與民主政府背道而馳。若國家或地方首長及議員乃經民主程序產生，那便 沒必要依賴社會人士參與決策。即使有類近行會的機構，也只會是純粹諮詢而非決策之機構。那麼若二○一七年及二○二○年後，特區真的分別有一個普選的政府和 議會，行會的存在是否便會失去價值？ 就算行會因《基本法》的規範而須繼續存在，它的組成亦有需要檢討。自曾蔭權創立及推行「親疏有別」 政策後，梁振英的「用人唯親」更把「親疏有別」推向極端。你會問，既然主要司局官員皆由他決定委任，為何還需委任一些他的近親人士出任行會成員？這被坊間 稱為「梁粉俱樂部」的架構，究竟可發揮甚麼作用？從現實角度看，這些非官守成員既不能準確掌握和體恤民情，更不能影響立法會各政黨立場，那麼這些非官守議 員實在無存在價值。 減少分化內耗  需先平爭議  後推政策 在這畸形的不民主制度下，政府領導層實質與殖民地政府沒太大差別。最少殖民地政府的行會能發揮它的基本功能，數十年 來大規模的反政府活動總算不多。在今天資訊發達、民智盡開的社會裏，當權者仍然依賴殖民地政府的思維，更把決策機構化為獎賞親信的私人機制，幾乎可以肯定 是行政失敗的主因之一。要撥亂反正，梁振英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廣納異見人士於政府架構內，把政治角力戰場由街上拉往政府內部，先平爭議，後推政策，才會減少 社會分化、示威不絕的內耗局面。從這角度看，行會改組不但應事在必行，更是逼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