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對立還是妥協

回歸十八年，相信很多人也認同「一國兩制」所產生的矛盾和挑戰一日比一日多，一日比一日深。究竟是北京不接受「兩制」，還是港人不接受「一國」？還是兩者對「一國兩制」的期望和了解差異實在太大，難求共識？這現實情況帶出了另一個嚴重的問題：究竟「一國兩制」本質是引發對立，還是一種妥協？

 

也許我們應該從最基本的事實背景看看究竟「一國兩制」之本質為何。「一國兩制」之「一國」不難理解，但很多人卻忘記了特區回歸「一國」之程度和條件為何。

 

《基本法》第一段已開宗明義列明特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十二條把特區釐定為一個：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二、享有高度自治權；三、地方行政區域。在這憲制架構下，第十五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有權任命行政長官和其他主要官員；第四十三條亦規定行政長官需對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區負責。由此可見，行政長官不但是特區的最高首長，亦是中國憲制體系下，必須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地方官員。

 

那「兩制」又是甚麼？有人認為根據《基本法》第五條，「兩制」只是指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恕我不敢苟同，這說法實在太簡單了。《基本法》第八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均明確說明特區擁有立法權、獨立的私法權和終審權。第十一條則指特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歸」。

 

「一國兩制」是民主發展基礎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清楚明白及接受「高度自治」和「兩制」是兩個相關但不同的概念：不同制度不一定等同全面自治；相反，全面自治亦不一定需要不同制度。因此，無論「自治」或「兩制」均須以《基本法》為依歸。我們並不能憑空以一般之「自治」和「兩制」概念來釐定「一國兩制」之界綫。在這方面，《中央聯合聲明》並無進一步闡述「一國兩制」之基本涵意。簡單地說，《聲明》並沒有提及普選或政制改革，因此在爭取民主發展、政制改革之過程中，其幫助實在不大。當談及民主發展時，我們始終須回到《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六十八條之框架。過去政改一役，我提出之政改方案已證實了在四十五條框架下亦可達至符合國際間認可之普選制度。由此可見，「一國兩制」與民主發展不但並非對立、不存在互相排斥，更重要的是，「一國兩制」是民主發展之基本條件。

 

活在妥協成果中

 

從這些事實和條文，我們可看到「一國兩制」本身是一種已照顧到中港在歷史、社會、經濟、法制和文化等各方面存在差異之制度；亦是一種便利及促成回歸之妥協。既然如此，任何一方也不應輸打贏要，只接受「一國」而否定「兩制」，或只接受「兩制」而否定「一國」。我們目前面對之困難正是因對「一國兩制」缺乏足夠理解和存在錯誤期望所引致。我們往往忘記了在這奇特的憲制框架下，我們正活在妥協的成果中。我們實在不需要，亦沒條件不斷依賴對立而試圖鞏固「一國」或「兩制」。我們既是活在妥協中，便須懂得學習及接受妥協。這是唯一令「一國兩制」能真正全面落實和成功之基本條件。缺乏這些條件唯一的結果是「一國一制」，這對任何一位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均是絕對不可接受的結果。希望新的一年，我們立法會的政客們能夠清楚理解這點，不要辜負廣大市民對他們的期盼！

爆竹一聲除舊歲

管你跑遍大江南 北、世界各地，對中國人來說農曆年始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儘管過去一年家中各人為口奔馳，難以相聚，但新年總是要齊齊聚首一堂，閒話家 常，才算是真正的過年。記憶所及，幼年時代我們一家八口唯一的一張全家福照片便是在農曆年時拍下。原本黑白鮮明的照片，今天已變得泥黃殘舊，也不知還可以 保存多久？這一紙尚存的照片代表了多少歡笑，代表了多少辛酸？大有「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的感覺。

 

過農曆年的童年是最快樂的。 住在灣仔春園街的時候，每逢過年，左鄰右舍的小孩便集資買來五花八門的爆竹，其中最具威力的叫「電光炮」。哥哥們喜歡把電光炮放進挖空的沙田柚中引爆，把 柚子炸得四分五裂。後來覺得這還不夠刺激，他們便找來一些金屬月餅盒，把餅盒蓋在電光炮上。哥哥着我和弟弟躲到樓梯底下，遠看他們引爆。我們掩着耳看那電 光炮瞬眼間把那餅盒爆上二樓般高，一眾小孩都在跳躍拍手，亢奮不已！

 

農曆年有很多傳統食物，其中母親喜歡炮製脆麻花。把麵粉揉搓成一些薄 片，把水杯倒轉，割出一塊塊小圓塊，在中間開一小洞，把麵粉穿過，扭一扭，便變成脆麻花。把它們放進大油鑊裡煎炸，那香味傳遍整座樓。我和弟弟搶着幫忙， 卻把那些脆麻花捲得毫不像樣，我倆捧腹大笑，那便是我們的童年。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爆竹已被禁，也再沒有人自製脆麻花。農曆年只是一個出外 旅遊的好機會。便是留在家中，也只是和電視機打交道，更談不上一家人一整天坐在一起嘻嘻哈哈；拿起手機，親戚們傳來短訊賀年，也送來有趣的短片，美麗的配 圖，但上門拜年卻可免則免。

 

這便是這新世代的農曆年。

祝大家猴年進步，身體健康！

老鼠的故事

兩隻老鼠在覓食 中同時找到一塊香肥美味的芝士。牠們各自咬着一端，互不相讓，一時爭持不下。老鼠甲有想過先吃一口，但是牠害怕這一口吃下去後，老鼠乙便會咬着整塊芝士一 走了之。老鼠乙也有相同的想法，牠望着老鼠甲，心想：最好你先吃一口，我便可把整塊芝士據為己有。兩隻老鼠有着同樣的想法，便相互咬着不放，等候對方先行 放口，結果兩隻老鼠便這樣餓死了。

這是一個無稽的故事，但寓意在今天卻是最貼切不過。我們看着，無論是行政立法關係，或中央與泛民關係，情 况也是相同：僵持不下，互不相讓。泛民和政府也有同一想法：你先退讓吧，否則我面目無光，更備受支持者唾罵！事實是，這正是玉石俱焚的死胡同。社會上任何 尖銳的矛盾均須由溝通妥協而解決，但妥協的最大困難卻偏偏是誰先踏出第一步。雙方不願意先踏出這一步，化解危機便遙遙無期，最終只會像老鼠般雙雙餓死。

要避免餓死，便要看哪一方有足夠的氣量先讓步。假如沒有這種氣量，那便要看哪一方會先餓死。假若中央及特區政府與泛民互不相讓，一國兩制失敗了，那誰受的傷害會是最大、最快？

一國兩制失敗，中央政府可能要面對國際輿論譴責，但以今天經濟大國之勢，這種譴責不會長久，亦對中國起不了作用。相反而言，我們的傷害會是災難性。不要說民主發展，便是最基本的核心價值，如言論、新聞自由和法治可能也朝不保夕。誰的代價最大，答案不言而喻。

不是說要對中央全面投降，但以今天的情况而言，率先釋出善意，作些微讓步，所帶出的結果不會比現時差。也許先吃一口，對方便會咬着芝士跑去了，但最少也有機會避過互相餓死的厄運。且看看港人是一隻聰明的老鼠，還是一成不變的老鼠。

淺談院校自主

上星期，香港大 學學生圍堵校委會主席李國章，要求實踐「院校自主」，廢除行政長官為當然校監之制度，引致港大校長馬斐森公開譴責學生行為。校長對學生不公，當然惹來網上 瘋狂攻擊；一時間，社會嚴重撕裂的氣氛被一意孤行的梁振英帶進了校園，再進一步深化社會矛盾。破壞社會和諧，梁振英實是功不可沒。

針對梁振英的情緒反應

學 生要求「院校自主」有沒有道理？最直接的答案可能是：這只是針對梁振英個人的情緒反應，而非制度上出現非改不可的缺陷。從殖民地時代到今天，港督以至行政 長官擔任大學校監，從來沒有發生過甚麼大問題，今天梁振英當上了行政長官，問題不但一一浮現，更已直逼臨界點；但假若明天特首由直選產生，出現問題的機會相 信便會大大減低，這正好證明了問題出自梁振英身上而非制度上。

從一個完全客觀的角度看，官立大學是否必須由學生完全自主？非也！環觀世界各地，所有 大學均有官立與私立之分。在美國最著名的長春藤盟校（Ivy League）傳統上差不多全是私立大學，自主程度自然甚高。相反，官立大學運作由公帑支付或資助，政府當然應該有份參與及關注大學之發展，這與學術自主 是兩回事。《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地享有學術自由」。條文中所指之「自主性」是指例如容許宗教開設院校之學術自由等，而過去政府 亦鮮有干預院校之學術自由。因此，只要參與得宜，政府參與大學運作並不一定構成干預學術自由。

由此可見，在制度上最大的問題並非行政長官出 任校監，或有權委任校委會成員及主席。今天最大的問題，是梁振英用人唯親，委任制度過於失時。特區現行的委任制度沿於殖民地時代，上至法官之遴選或委任，下至 一般諮詢架構，均由行政長官聯同行政會議委任成員及主席。在殖民地時代，這種安排是理所當然，亦甚少出現大問題。這是因為既然是殖民地，港人亦只是殖民， 沒有管治權力，而港督作為地區之唯一領導者，要成功管治亦必須顧及各階層不同利益，因此在殖民地時代，社會各階層均接受當時之殖民委任制度。

粉絲身兼百職

回 歸之後，問題逐漸浮現了。首先，今天的特區與殖民地最不同之處是港人治港。既然是港人治港，便會出現港人不同的政治利益衝突。遇上一位只懂用人唯親的行政 長官，這衝突便很容易白熱化。在這種傳統殖民地制度之委任制度下，任何委任決定，均完全缺乏透明度，更沒有任何準則可言，行政長官亦不須為任何委任道出決 定之理據：一句「用人唯才」，便封堵了所有質疑或討論。梁振英是否用人唯才，路人皆知。

我們看到的，是所有被委任者來來去去大都是李國章這類只懂製造對立、不思建設之人，令人誤以為特區人才只此而已。行政長官永遠只委任一些唯命是從的特首粉絲，致令有些人身兼百職，「才冠」無數行業，特區怎可能不四分五裂？

要換弦更張，我們必須重新全面檢視現行之委任制度。我在立法會時已不斷公開倡議成立一個高透明度的獨立委任機制，由社會各界人士通過商議和諮詢，委任有能之士出任各重要機關、委員會，及所有重要諮詢架構。要特區長治久安，在普選來臨前，革新委任制度是刻不容緩。

亡命之徒

有沒有留意成功的歌手藝人頗多均英年早逝？香港有張國榮、梅艷芳等；國際間最近也有大衛寶兒（David Bowie）和格蘭佛萊（Glenn Frey） 。佛萊是「飛鷹樂隊」（Eagles）的靈魂歌手和作曲家，上星期傳出他離世的消息，終年只有六十七歲。

「飛鷹」早在出道時已令我心儀。他們那種懶洋洋的田園音色，對我來說是最好的解壓劑。第一次觀看「飛鷹」演奏，應該是一九七四年在倫敦。也許因為那時他們還未成名， 我們去看「比知樂隊」（Bee Gees） ， 事先根本並不知原來「飛鷹」會為「比知」作開場演奏！

二 ○○六年「飛鷹」來港演出，我們律師樓一眾大狀二十多人包括現任首席大法官馬道立和終審庭常任大法官霍兆剛一同約定購票觀看「飛鷹」演唱會，誰知後來演唱 會卻與我在立法會動議推動競爭法立法撞個正着。當晚無奈地希望在發言後及投票前離開立法會大約一小時，觀看部分表演，誰知跑到紅館，卻剛好是中場休息。 二十分鐘休息完畢後，樂隊剛再出場，才演奏了一首歌曲，助理便已召喚我趕回立法會作結題發言及投票，令我懊惱不已！

其後，朋友深知我的失望，給我找來兩張在名古屋「飛鷹」巡迴演唱最後一場的演唱會門票，我和太太便特地乘飛機到名古屋欣賞他們的演出。演唱會地點是一座可容納六萬多人的體育館，當晚燈光漸暗，樂隊還沒出場，第一個結他音符奏出，全場已站立歡呼鼓掌，令人感動萬分！

佛 萊不是什麼偉人，他只是一位給很多人帶來歡樂的藝人。他的名作《亡命之徒》（Desperado）有這樣的兩句： 「有很多珍貴的物品放在你眼前，你卻偏偏追求你不能得到的東西。」死有輕於鴻毛，但人在亂世追尋理想，確是光陰苦短。實在難以明白為何有些人老是着意於意 氣之爭，只懂破壞，忽略建設，到最後一事無成。他們才真正是亡命之徒。

蔡英文、朱立倫與宋楚瑜

過去的星期天是 一個清涼的下雨天，絕對不是一個適宜戶外活動的日子，正好給我一個家中靜思的機會。太太要看台灣總統大選的賽後分析報道，我卻靜悄悄的跑到客廳，開啟我冷 落多時的音響，聽我喜愛的音樂，看那紓緩壓力的書。偶爾抬頭望着窗外風雨交加，着實有一點亂世中找到避風港的感覺。

 

我不是避談世事，也不是 對台灣選舉漠不關心；只是從來已知結局的故事對我沒太大吸引力。有人擔心蔡英文上場會令海峽兩岸風雲變色，甚至發生戰亂，我卻不以為然。蔡英文與陳水扁同 是讀法律，但至少在電視機前，前者沒有顯露如後者之奸詐，相信她是懂得妥協和平衡的政治領袖。反正從她言行中已看到對台灣人民而言，早已自視為一個獨立國 家，宣布台獨與否只是形式而已，只要選民認定她是堅持台獨，她便已找到自己的政治基礎，犯不着拿台灣人民作兵戎相見的賭博籌碼。

 

朱立倫是三位候選人中最年 輕的一位。最少在演講方面，無論是語言技巧和情緒掌握，均比蔡英文優勝。他輸的是國民黨的政績和對年青一代的忽略。但在參選方面，他始終是進退失據。他的缺乏自信剛好與蔡英文的堅定意志成一對比。結果正如江河 日瀉般敗北，早已寫在牆上。

 

最令我看不通的是宋楚瑜。十五年間參加過三次總統選舉，一次副總統選舉。選民的支持度持續下跌，他卻視而不見。 這是堅毅不移還是過於自我的表現？要創立「第三勢力」不是一人之力。宋楚瑜從來沒有一次真正可當選的機會，為什麼他不把精力和經驗放在培養新一代，鞏固政 治根基，才逐鹿中原？

 

看着台灣選舉，有人說港人臨淵羨魚，不如自救。但老實說，台灣與特區政治環境實是相當不同。儘管如此，對台灣充滿羨忌的人不妨也看看蔡英文上場後，如何處理與中央的關係，或許會有更大的啟示。

施政理念欠奉的《施政報告》

真的不知道特首 梁振英自己會如何看一份任內最冗長，卻贏得評分最低的《施政報告》。也許他毫不介意，也許對他毫不重要，反正他連任與否並不取決於香港人。

 

這份《施政報告》有沒有利民措施？當然有。民生無小事，即使只是設立釣魚區、關心廁所地滑、巴士站加設座位，也是利民措施。只是這些措施皆是區議會層面的 課題，一些區議員會以「成功爭取」來引以為榮的民間措施。極其量這些只可以被視為政策署日常處理的課題，但老實說，真的沒有甚麼政策可言。不要說特首層 面，便是政策局層面也不會專注處理，大事宣揚。難道梁振英真的視自己為「超級區議員」？

 

嚴峻議題 隻字不提

 

街上找來任 何一位關心香港的人問一問，目下特區面對最嚴峻的挑戰為何？他們會說：一、社會撕裂、中港關係跌至谷底、行政立法關係蕩然無存、議會失去應有的功能；二、 「一國兩制」最基本的核心價值正備受挑戰；三、特區經濟下滑，市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際，有甚麼可以幫得到他們？

 

不要問梁振英可以做甚麼，單 是他對這些議題的看法，我們也不知道，因為在這份《施政報告》中，他隻字不提。一位特首的管治理念應該是甚麼？是要處理民生小事，還是應該從民生角度為特 區爭取一個更令人安居樂業的未來？我們與中央政府繼續互不了解、互不信任，如此下去會有甚麼結果？社會撕裂繼續下去會有甚麼結果？行政立法僵持不下，議會 工作停頓不前會有甚麼結果？嘗試最少減輕這些矛盾對立是否特首之首要工作？若然不是，又是誰的責任？

 

李波事件直接挑戰「一國兩制」的根本價值和界 限，梁振英說過這是不可接受；但不可接受又如何？為甚麼他不立刻跑到北京與極為器重他的領導人說個清楚？最少也找來港澳辦主任說說為何「一國兩制」可以容 許這種令人信心動搖的事件發生？說說我們大家可以如何避免同樣事件繼續發生？這不是特首的責任又是誰的責任？

 

等了四年 每況愈下

 

「一 帶一路」與大嶼山發展長遠來說，確是有利於特區經濟的政策。但今天的經濟困境又怎樣？明年我們可以指望有甚麼紓緩經濟的方法？沒錯，他花了很多錢在創新科 研、漁農界別方面，但我們的經濟支柱如旅遊事業、金融事業、物流事業所面對的重重困難又如何？這不是特首的責任又是誰的責任？

 

看到這裏，你 可能認為我的批評過於苛刻。但梁振英以六百八十九票當選時，有人說：「給梁振英一個機會，讓他證明他的能力所在吧！」我們等他利用這個機會有所表現，一等 便等了四年，以上所談的關鍵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每況愈下。我們是否還要多給梁振英五年，他才會給我們一個答案？恕我直言，說對這份《施政報告》感到失 望，是有點誇大其辭。沒有期望，那來失望？但始終我相信很多人與我一樣，也想看看究竟梁振英的管治理念是甚麼？能力在哪裏？也許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

利東街

前幾天看過一個報導「喜帖街」最新近況的節目，令我回想起一些童年片段。最早的童年回憶是我三、四歲時住在灣仔春園街的一段日子。那時，我們一家八口住在一幢破舊唐樓二樓的一間不足一百尺的板間中間房。那裡沒有廁所，方便時要到樓下的公廁，公廁內有人吸毒，有人賣淫，對一個不懂事的小孩來說是一個極為可怕、骯髒、薰臭的地方。

 

到了五、六歲時，家境稍為轉好，我們搬到下一條街，便是

利東街。我們住在一幢比較新的樓宇。一層大約五、六百尺的樓有五戶人，我家居住於頭房及閣仔。對面是一間中藥房，老闆及伙記對我們均很好，問他們借電話從來不會遭到拒絕。那年代的利東街沒有喜帖商舖，街尾只有兩間印刷舖，印的都是武俠小說和一些我看不懂的印刷品。

 

十三、四歲時，我們舉家搬到九龍馬頭圍，當時叫廉租屋的屋邨。那裡的居住環境比今天的公屋好一點。若干年後，一次很偶然的機會經過利東街，發覺中藥房不見了，換來的是很多喜帖商舖。當時有一點感慨，對著面目全非的童年故居，我慨嘆那種比鄰互相呼應、照顧問好的情意不再，利東街只是變成了一條商業化的街道罷了。

 

我想說的，是我們這一代的集體回憶與今天很多人慨嘆「喜帖街」不再的集體回憶，明顯地是有分別。政府有責任照顧小商戶，這是一回事，但社會要進步，這是另一回事。有些回憶只能留在心裡，只好算是活在大城市的代價。無論今天的利東街如何追得上國際大都會的形象，我心愛的仍是那童年時代的利東街。

特朗普、希拉莉與奧巴 馬

年輕政界新星林 作在電視節目暢談為何欣賞美國共和黨準總統候選人特朗普（Trump），引來政敵口諸筆伐，形容他「小學雞」、「沒有內涵」、「缺乏智慧」，像是犯了甚麼 彌天大罪。我從來不敢以這種態度批評他人；就算是我極看不起的政客，也不會如此決絕。政見、立場不同，不一定代表對方是「小學雞」。用這種態度批評自己的 政敵，正正凸顯了自己缺乏涵養、政治觸覺過於片面。

轟對手「小學雞」 凸顯缺涵養

老實說，對特朗普着迷的，除了美國近四成 人外，還有我們這些隔岸觀火，只能從電視及其他媒體遠看美國政治的人；我身邊便有不少朋友跟我說，但願特區也有一個特朗普。對此，我必須明言我頗不以為然。去年 八月份我身在美國，看過了共和黨準總統候選人之公開電視辯論。特朗普那種言辭尖酸、氣勢凌人、不可一世的態度，令我想起了議會中的黃毓民。更令我吃驚的， 是他那種無絲毫掩飾的民粹主義。但事實是，這種政客在這世代是絕對有市場的。在美國如是，在特區亦然。用不着大驚小怪。

相比民主黨準候選人 希拉莉卻也不見好得太多。希拉莉那種只說對自己有利的政策，實在令人有點訥悶；加上那種公私不分之處事態度，難以想像假若她真的當上了總統，美國會變成怎 樣。可有想過，假若她不曾是第一夫人，甚或是克林頓醜聞之受害者，她會有今天之政治地位嗎？但事實是，她的支持度更勝特朗普！

沒有人喜歡奧巴 馬。但在眾多美國政治人物中，他才是我稍為欣賞的從政者。至少他的政治理念貫徹始終；明知醫療改革、槍械管制不為權勢或部分社會支持，仍含淚堅持 ，甚至把連任危機也不放在眼內。若說他與共和黨主導的議會針鋒相對，與梁振英沒太大分別，我卻認為這種說法並不公平。首先，他是由美國人選出來的，遇上不 合作的議會，他還可以怎樣辦？更重要的是，他始終懂得妥協，適當時候硬闖，時機不合時知所進退。在我心目中，這是從政者最少應有的態度。

須尊重普世價值

我 不是奧巴馬迷，也不會說特朗普是「小學雞」。對我來說，民主的精粹是應該由廣大市民決定誰是「小學雞」，誰是社會救星。話雖如此，民粹主義和譁眾取寵，雖 確有其吸引力，但始終非尊重普世價值之政治家所為。真正有「內涵」的從政者，不但不會挖苦低貶政見不同的人，更應時刻自我檢討，會否因爭取群眾支持而墜入 這只為取悅群眾的政治陷阱。真正有「智慧」的從政者，會懂得如何「以理服人」，帶領社會走上政治光明之路，而非以惡意攻擊、奚落對手為己任。因為這種行為 是沒意思的；對社會也沒有益處。

林作只是一位初出茅廬、入世未深的年輕人。從某角度而言，與今天很多對政治理想一知半解、甚至誤入歧途的年輕人沒太大分別。他要真正認識政治來日方長，總比那些略知一二便以聖賢自居的人來得真摯。

年青人的「危」與「機」

上星期出席一項倫敦大學經濟學院舉辦的年青人分享會，題目為「年青人的『危』與『機』」。邀請我做分享，當然是談我年青時候的經歷，但同場的兩位年青人的經歷也頗發人心省。

 

第一位年青人是一家著名西餅連鎖店的太子爺。雖有父業，他卻堅持要自立門戶，隻身跑到日本尋找一種有助他創業的獨特蛋糕。多番波折，最終他找到了「半熟芝士蛋糕」。幾經辛苦，把這產品帶回香港，便一炮成名，建立了多家分店，令人刮目相看。第二位年青人在畢業後成立了一門頗具創意的「體驗禮物」的網上生意。其構思是抓緊了一般人有一種夢想經歷卻又沒法實現之心理，為她的客戶以送禮物形式為受禮者安排一些夢寐以求的經歷。這門獨特生意吸引了傳媒的興趣，在媒體廣泛報導下，生意做得很成功。

 

這兩位年青人有一共通點，便是有莫大的勇氣，以「求真、求變」的心態完成理想之夢。「求真、求變」可說是年青人藉以脫穎而出之重要裝備。若只求真，不求變，便只是明白機遇所在，卻沒有勇氣跳出現實框架，很難會有出人意表之成就。若只求變，不求真，則只會令年青人漫無目的地四處遊蕩，而沒法找到真正的方向。

 

相比之下，只求變，不求真，遠比只求真，不求變來得危險。年青人不求真相，只在自己的小圈子世界中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很容易誤入歧途，賠上了一生的理想。求真的秘訣是要盡量擴大自己在社會的接觸面，要有獨立思考及判斷能力，分清是非，弄對黑白，年青人才有成功的機會。眼看今天特區社會求變的年青人比比皆是，但真正同時能做到求真的卻是寥寥可數。從這角度看，我們要更努力做的，實在是太多了！

醍醐花見

與太太跑到京都看紅葉，不只一位香港人對我笑著說：「不當議員，到這裡散散心，輕鬆一下也是好的！」無官一身輕，心情確是輕鬆。到京都觀賞紅葉必到景點之一當然是醍醐寺。到了門前，看著「醍醐寺」三個字忽有奇想：為何以此為名？

返回酒店，趕忙查一查、看一看，究竟為何這中國古詞會在日本京都出現？醍醐寺建於公元八百七十四年，即貞觀十六年，因十六世紀日本開國功臣豐臣秀吉在此舉行「

醍醐花見」而成為歷史逸事；當年談的是欣賞櫻花，但醍醐寺的紅葉亦是名聞全國。到了六十年代，醍醐寺更被納入世界遺產名錄中。

回看「醍醐」一詞，最早可追溯至唐朝詩人顧況之作品《行路難》：「豈知灌頂有醍醐，能使清涼頭不熱。」而此說又出自佛經《敦煌變文集・維摩詰經講經文》：「令問維摩，聞名之如露入心，共語似醍醐灌頂。」意思是說佛學灌輸智慧，使人徹底覺悟或受到啟發，令人隨之舒適涼快。

再翻查顧況生平，似乎是生於開元十三年(725年)至元和九年(814年) 。《維摩詰經講經文》之最早漢文版本出於三國時代，但最具影響力之版本，則出自唐玄奘手筆，而唐玄奘正生於公元六○二至六六四年。這時序似乎與醍醐寺之興建相當吻合，但這用語如何於不足百年間由中國傳到日本卻不得而知；相信這與佛教傳入日本有相當直接關係。

辭職、退黨、跑到京都賞花，心情豁然開朗，確有點醍醐灌頂之感。跑到這裡欣賞紅葉，他鄉遇故人，更是難得機緣巧合；特別是那些為我鼓勵打氣的人說得對：放下議會包袱，清一清腦袋，高瞻遠望，在這一刻確實是恰當不過！

何來司法覆甚麼核？

前終審庭常任大法官烈顯倫公開批評司法覆核被濫用，更點名學聯代表梁麗幗司法覆核政改諮詢為濫用之佼佼者，引起社會連串激烈辯論。究竟特區引以為傲的法治基礎是否正被政治爭拗所侵蝕？究竟甚麼是司法覆核？善用之界綫又在哪裏？司法覆核與政治爭拗又有甚麼關係？

 

首先，司法覆核是三權分立的表徵。司法體系「覆核」的不是行政或立法之決定，而是要求這些決定符合程序公義和法律規範。換言之，覆核制度是一種制衡而非 一種上訴或監管機制。司法覆核的另一功能是彌補一般訴訟制度不足之處，這種覆核制度亦是普通法與成文法的重大分別之一。

 

彌補一般訴訟制度不足

 

覆核制度的另一重點，是只能從程序上覆核一些令社會人士受到損害的決定。因此，既然只是一場諮詢，還沒達致決定階段，根本談不上具有被覆核的最基本條 件。從這角度看，表面上梁麗幗同學的申請確是缺乏法律依據。但缺乏法律依據只代表申請成功機會低；在一個法治社會中，任何人也有挑戰政府決定合法性的自 由，加上梁同學本人並非律師，既然有律師認為她的申訴具法律理據，梁同學又何能判斷律師的意見缺乏理據？要怪的，應是那些水平不足的律師而非梁同學。

 

這一點帶出了另外一些重要考慮因素。司法覆核本身有一套自我監管的機制。覆核程序與一般訴訟不同的，是需要得到法官的初步認許才可繼續。從社會角度來 看，執業律師亦有責任給予申請人合理的法律意見和指引。再退一步而言，若申請人需要法律援助，法援署亦是另一把關者。在現實生活中，不少律師認為有勝訴機 會的官司也過不了法援這一關，那麼若有人成功通過這三重關卡，怎可被說成「濫用」司法覆核程序？我認為「濫用」這指控是嚴重了點。

 

當 然，社會對司法覆核有正確認知亦是重要的。法庭不是解決政治爭拗的場所，法庭本身並不能凌駕行政、立法之上。嚴格來說，三權分立之機構皆在法律監管之下， 法庭只是執行有關法律的執法者，談不上甚麼有「超然」或「凌駕」於其他兩權之地位。既是如此，若是符合程序公義的話，法庭怎可推翻任何行政決定？如果不可 以，為何又偏偏要強法庭所難？這可能是烈顯倫之真正意思。

 

政治爭拗怎能極不合理

 

最後必須指出的是，司法覆核還有一道最後 板斧，便是極端不合理的決定，亦有違反程序公義的可能。但甚麼算是「極不合理」？簡單而言，甚麼不能說是極不合理比較容易理解。差不多所有政治爭拗在社會 中，均有不同階層群體的支持或反對，所以很難看到政治爭拗會符合「極不合理」之基本要求。把政治爭拗包裝為「極不合理」之決定，在司法覆核之基本原則下， 是行不通的。

 

那問題究竟出在哪裏？我深信主要是有些人刻意戴着政治有色眼鏡來看法律程序，這才是「濫用」司法覆核之根源。但既然這制度 有最少三程序上之把關者，那麼社會不用，亦不應以「濫用」之詞隨便批評希望依賴法治解決問題之非專業社會人士。說至最終，法治之最基本要求是人人可以引用 法律程序紓難解困。人民崇尚法治才會要求法律伸張正義。我們不應懼怕法律程序「被濫用」；相反，我們應該對法治受到廣大市民認同而感到欣慰。

別想得到仇恨！

一位名叫安東·李維 (Antoine Leiris) 的年輕爸爸在黑色星期五的巴黎恐怖事件中，失去了他美麗的妻子。他在「臉書」上留下了一段標題為「你們別想得到我的仇恨」的留言。隨後英國廣播公司亦以這留言拍攝了一輯短片。短短一星期，這短片已吸引了六千四百萬人觀看。

如果你看過這短片或留言而不感到熱淚盈眶的話，我會覺得難以置信。留言的第一句是這樣的：「週五晚上，你們奪去了一條生命。她卓越不群，是我一生的至愛，是我兒子的母親。但我不會恨你們！⋯⋯你尋求我的恨。但如果以憤怒來回應仇恨，我便會如你一樣墮入無知之中。」。淡淡的幾句話，點出了這新世代最大的敵人：仇恨。那些宣揚宗教、宣揚愛與和平的人，暗中卻在催生仇恨，目的便是希望我們以仇恨回報，把這世界推向滅亡。安東說得好：別夢想你們的陰謀得逞！

所有被壓迫的人、所有不公制度下的受害者，也應領悟到這人性的基本道理。你會問，那是否我們應該任由他人魚肉？不是。但我不覺得堅守做人的尊嚴和本質是一種罪過。不是說不應據理力爭，以理服人；只是說製造仇恨和對立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是把人性醜惡化，變為一種無法自拔的惡性循環。

當然，這世界上有不少人不懂得什麼才是真正的愛心、真正的關懷。在這些人心目中，只有政治對立，而只有透過製造政治仇恨，才可以更加深化這種敵我分明的局面；只有敵我分明，才有自我存在的價值。他們不會考慮到散播這種政治仇恨對社會會有什麼深遠影響。也許他們認為只要達至一己之政治目的，其他一切也可以犧牲；不但是自己犧牲，也強迫他人也要作出同樣的犧牲。我們以同等心態回應這些行為便是向仇恨屈服。所以安東說得對，別想得到我們的仇恨！

我愛高球

我愛高爾夫球。我更愛在清晨打高爾夫球。特別是在夏去秋涼的季節，那清新空氣的味道比醇美紅酒更迷人；那彩葉爭豔的寧靜景色，更是喚醒頭腦的良藥。有時候，我正是需要這種憩靜環境，清一清我的腦袋，把眼光再放遠一點。這正可能是現時被困在立法會這樊籠中的一眾政客所需要做，但沒有做的事。

很多人說高球是貴族玩意。在香港可能是，但在外國，高球絕不高貴。在公眾場上，我遇過各行各業不同階層的球手，曾與銀行家和水喉匠同一組打球，也曾試過與八十多歲的高齡老翁及十三四歲的青少年一起打球，這是多麼發人心省的交流！你可能難以想像到在這四小時的球賽中，你可以吸取的人生經驗是多麼的豐富！

有人說高球不算是真正的體力運動，我同意。高球是培養耐性和思維的一種挑戰。在打高球前，我是一個非常性急高傲的人。高球教會了我要等待時機、甚至有時要韜光養晦。我要清楚了解和接受自己的弱點和能力極限；我要學懂達標有時要分階段，或要作最安全、最詳盡的準備。我會冒險，但不會冒一些沒價值、低勝數，甚至不必要的風險。我要思量，我要判斷大環境對我的達標計劃 (Game plan) 有多大的影響、多高的難度；因為打高球一方面是自我比拼，一方面是接受大自然、氣候、風向、地勢、環境的挑戰。最重要的是，這些外來的因素對你心理和信心有多大影響。這是一種測試思考能力和信心的運動。

說了一大堆話，你可能察覺到高球與從政是同一樣的遊戲。沒錯！最少高球所鍛練的心態和意志是從政者必須具備的。高球打得好，你可能對政治會有一套成熟的看法。高球打得不好，你可能只是一般隨波逐流的政客而已。

也談區選啟示

政改被否決後第一次大型選舉落幕，結果表面上似是出人意表，但事實是差不多所有變化皆有迹可尋。第一個「出人意表」的結果是民主派不但未如梁振英所言「票債票償」，被選民踢走，反而無論在選票上、議席上均有進帳，令很多建制中人暗地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答案是，儘管港人對佔領行動普遍感到不滿，但港人始終心向民主，縱是不滿，也只是劍指一眾「領導」佔領的政客，而這種不滿始終不及對梁振英管治之不滿；加上選舉前之鉛水事件、張曉明的「超然」論、劉兆佳的絕不妥協論，以致選舉前一天袁國強司長公開說甚麼「一地兩檢無可避免必須涉及內地執法人員在港執法」，這些都是直接挑戰港人最關心的核心價值及一國兩制是否被蠶蝕的問題，民主派支持者怎會不傾巢而出，把投票率推高至回歸以來最高？

這邊廂，民主派又搔首皺眉：為何高投票率下，幾位「重量級」政治人物卻被拉下馬？他們不明白這是建制派選舉機器重點出擊的結果。明顯地，建制派選舉機器的目標是要盡量削弱民主派於超級區議員選舉之實力。這策略上一屆區選已如是，今屆更運作得成熟周全，一眾頭號人物怎能倖免？但資源皆放在幾個重點選區中，其他建制派二、三綫人物自然出現被偷襲成功的機會，所以整體結果並不奇怪，日後選舉亦肯定會有同樣情況出現。

人心思變　寄望年輕人　

又有人說，最少有八名「傘兵」成功突圍當選，是否代表佔領運動重得民心？這又有點大驚小怪。首先，一眾「傘兵」並非一二綫領導人物，有些更避談「佔領運動」，甚至不承認自己是「傘兵」；更有調查顯示近五成人根本誰是「傘兵」也弄不清，或不願知，所以重要的是人心思變，既然主流民主派毫無改變迹象，那麼只好寄望年輕人，希望他們能為社區做一點實事。這才是所謂「傘兵效應」之真正原因。

「第三條路」立場不清

從「民主思路」的角度看，最重要的問題是：今次選舉結果對走出「第三條路」有甚麼影響？參選者中只有兩位候選人聲稱是「第三條路」的支持者；我當然是說黃成智和林作。可惜二人對甚麼是「第三條路」或「溫和政治」均立場不清。他倆，特別是林作，不論是抹黑或誤解，已被成功地套上了建制派「B隊」的帽子。明顯地，這場選舉除了重民生外，政治味道亦非常濃厚，這亦是為何一眾「傘兵」得以在毫無地區工作政績可言下也可順利當選的原因。在這黑白分明的政治氣氛下，缺乏一套詳盡清晰，有說服力的論述，單喊着「第三條路」口號而參選，成效由開始一天已存疑。無論如何，黃成智是身經百戰之前議員，林作只是一位剛唸完書的大律師，從任何角度也不應相提並論，硬把他倆籠統地說成「第三條路」的失敗者，實是不公平。

事實是，「傘兵」也好，傳統民主派也好，彼此間之政治理念雖屬同一光譜，但實有一定距離的相差。從一些毫無地區工作經驗的年輕人當選來看，很難解說這不是選民的一種觀感上或政治上的選擇和表態。這種心態到了明年立會選舉，會否仍能轉化為一種投票意欲始終是一個問號。

來年泛民肯定損失了幾位高知名度、具實力的超級區議員人選，加上整體理念不一，政改否決權可能危在旦夕；相比「中間路綫」能否突圍而出，前者之憂慮可能是更為逼切、更為重要。但任何從政者均應有迎難而上的準備；大家還是繼續為自己的目標努力吧！

聖戰

電視機前，一位貌似中東裔人士激動地說： 「他們不是回教徒！《可蘭經》寫得很清楚，回教徒不得殺人！」他指的當然是在巴黎引起腥風血雨的一群支持「伊斯蘭國」之恐怖主義者。沒錯，對一位沒宗教信 仰的人來說，實在是難以想像為何能以宗教之名殺戮無辜。把這些行為稱為「聖戰」更是匪夷所思！難道人性真的淪落至此？

宗 教戰爭不是今天才有。最早的大型「聖戰」可能要追溯至十三世紀的十字軍東征。這場死傷無數、改變整個中歐文化的戰役，其起因確是與宗教衝突有關，但其後多 次西方國家東征之動機卻始終是因應政治與經濟的需求多於宗教。「聖戰」只是一個叫得響亮的道德高地口號、最具鼓動群眾力量的一句藉口罷了。道德高地站得 高，至少可以避免私利野心的質疑，在宣傳上起碼已勝了一仗，這也是重要的。當然，出師有名是重要的。中國沒有宗教戰爭，但號稱保衛天子、皇室、為皇帝平亂 之例子卻多的是。骨子裡，這些均與「聖戰」無異。

有道被壓迫者若不還擊反抗，只會繼續被壓迫，永遠無望達至政治理 想。我不反對這說法。但問題是反擊至什麼程度，有沒有平衡上限？你不仁我不義，這種怨怨相報、玉石俱焚的心態，正蠶食着這新世代的所有價值觀。以暴易暴可 能是最簡單、不用花腦筋的解決方法。但問題核心正是這方法真的可以解決困境嗎？我明白在極度受壓迫的政治環境下，溫和政治是缺乏賣點的；但這正正卻是人性 的盲點：我們不相信理性對話可以解決問題。也許正如那位在巴黎以演繹約翰連儂的作品悼念死難者的德國鋼琴家所言： 「我們只可以夢想！」

欽點政治與多元社會

由前特首董建華領軍的智庫「團結香港基金」上星期高調地推出了名為「補貼置業計劃」的房屋政策建議，令人「耳目一振」，爭相奔告，一時搶盡風頭。
房屋政策是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根源之一，令人側目的，卻是為什麼選擇這個時候由董建華推出這樣的建議？梁振英爭取連任在即，在這敏感時刻，董先生的動作難免引起一片爭論。

民間盛傳梁振英之所以能夠被欽點榮登特首寶座乃拜董建華所賜。梁振英在他的管治綱領中振振有詞地說房屋政策是「重中之重」，但今回董建華提出的建議，從政府的回應來看，卻似乎是被殺個措手不及。梁特首當然沒有即時回應，便是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在傳媒追問下也只能支吾以對，說什麼「兩層房屋政策」仍是目前政府之目標。什麼時候梁董聯盟竟然會出現了兩個房屋政策？

不但如此，董基金如斯高調地在特首競選連任前不足兩年提出一套新穎的建議，似乎把長策會、中策組都比了下來。究竟後者這種半官方政策研究組織是不濟事，還是不到位？無論如何，對梁振英管治團隊是否有點不留情面？

當然，這些均可能是不願看見梁特首繼續「折磨」香港人五年的美好幻想，但董伯伯有好主意，為何不直接向梁振英推銷，由後者提出作為推動連任工程的頭炮？再環顧世界各地，一般前領導卸任後，均只是擔當一些親善大使的角色而鮮有介入推動與現任政府有別的公共政策。此種行為很容易被視為「干預」現任政權施政。以董伯伯的政壇地位及國家領導人身分，如此高調地「干預」特區政策，不難令人有豎立另類權力中心之遐想。若然，是否代表梁振英已到了失寵待換的地步？究竟這是欽點政治之特色，還是多元社會應有之表現，且看下回分解！

誠信保密與公眾領域

校院風波一浪接 一浪，最近更因校委會會議錄音外泄而引起新一輪知情權與保密權之爭議。究竟法律有沒有知情權？知情權又能否凌駕保密權？首先，普通法下沒有知情權這回 事，○四年進入議會後，我一直極力爭取成立一條自由通訊條例（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以確保政府運作資料經一段時間後可公諸於世，藉以監察政府運作。這些法例如檔案法一樣，在外國甚為普遍，乃成文法下唯一真正保 障公眾知情權的法例；可惜特區政府對此一直視若無睹。

《捕諜者》案 英政府遺人權公約

法律沒有公眾知情權，但卻會盡量保障 某些誠信保密關係。傳統而言，在這方面的案例絕大多數均關乎僱員竊取商業資料如客戶名單，在離開商業機構後用作謀利工具。法庭一向是以禁制令限制這些違反 保密誠信協議之行為，直至《捕諜者》（Spycather）一案，這法律原則才引起公眾領域應否受到禁制令所限制之爭。

一九八五年，一位名 為彼德·維斯（Peter Wright）的前英國情報局僱員，寫了一本名為《捕諜者》的書作全球發行。書中披露了一些英國情報局的內部運作資料，當時英國政府在全球展開禁制令申請 之司法程序，香港亦沒有例外。當時之訴訟對象包括傳媒，英國政府更檢控個別傳媒藐視法庭。英國政府雖然在本土和香港成功取得禁制令，但在其他地方如蘇格蘭、澳洲卻敗訴，致 令《捕諜者》書中之機密資料成功進入公眾領域，而最終英國政府亦自動放棄藐視法庭之檢控。一九八八年，英國上議院裁定書中的資料已成為公眾領域之資訊，因 此《捕諜者》亦獲解禁。到了一九九一年，歐洲人權法庭正式裁定英國政府向傳媒申請禁制令乃違反《人權公約》之行為，爭議才告一段落。

經此一役，屬於公眾領域內之資訊不應受到法律限制之概念早已深入民心。到了○七年維基解密面世，所披露之資料差不多全數來自違反誠信保密協議之違約者，但美國政府從沒有在任何司法領域中嘗試啟動民事司法程序，以禁制令禁止已被外泄之機密資料發放。

斯諾登爆料 美政府無禁制

到了一三年，斯諾登更以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僱員之身分，公開披露了一些中情局的竊聽資料，但美國政府除了嘗試以刑事檢控追捕史諾登外，也沒有嘗試以禁制令禁止傳媒廣泛報道。

從 這些歷史事件及法律發展過程中，我們看見以商業誠信保密協議限制公眾領域傳播資料已是不合時宜，更有很多人認為這是違反文明社會發展的錯誤行為。在港大校 委會事件中，校方所依賴之「保密協議」，首先並非保護商業秘密之合約，究竟是否有法律效力亦存疑。原因是一般合約的合法性來自合約雙方交換承諾和利益 （Consideration），但校委會成員根據《大學條例》之規程第十八條，乃由法定程序選出，他們進入校委會並非依賴一些所謂保密協議而界定他們的 權責。就算有成員簽署了名為保密協議之文件，在法律上，很可能亦只是個別之保密承諾或宣言，而缺乏一般合約所產生的法律效力。
在此情況下， 以一般商業保密協議之法律原則規範校委會成員似乎不大適用。

這次香港大學啟動如此富爭議性的法律程序，更令大學蒙上了不必要的負面陰影。究竟泄密者是英雄 還是狗熊，社會自有定論。但一些知名人士參與校委會工作實應該接受公眾監察，為自己之言論負責。身為港大畢業生，我希望港大領導層能清楚了解及接受以上談 及之基本法律原則和尊重公眾關注之出發點，為這一場泄密風波盡早畫上句號。

民意與選票

「民主思路」第一輪民調結果令我略感欣慰之餘，亦同時感到有點詫異。略感欣慰的是，如果你有留意我於創立公民黨時之論述和文章，你會察悉創立公民黨是基於我相信香港有一股中間政治力量正待發掘和開拓，可藉以壯大民主行列，推動政改。今天民調證實了我的視野和方向是正確的，怎能不感欣慰？

略感詫異的，是這中間政治力量竟然是如此闊大和深厚。如果你有留意民調的問題，你會發覺內容從來沒提及「民主思路」。問題設計更是非常中性，甚至連何謂「中間力量」或「溫和路線」也沒有預設界定，而是由受訪者自由道出，可見其可信性比一般有傾向性的民調更高和更值得參考。

有政治評論員分析，自命為中間派、民主派和建制派之百分比分別為42、28 和11並不出奇。他指出所謂民主派與建制派之64 比例只屬投票結果累積數字而已；但香港有一半人不是登記選民，投票率最多亦只為登記選民的一半，因此民主派與建制派之相對比例以全港市民而言只屬少數亦非常合理。這說法有其道理，但卻忽略了民調亦顯示64%民主派人士也渴望有中間政治力量出現。這趨勢在選舉結果中是看不出來的。

當然，若非香港人普遍參與政治活動意欲低，選舉也不會為建制泛民所壟斷，但這不代表不投票的人之政治取向不應受到重視。更何況他們可能渴望有一些新的選擇才可增加他們的投票慾，這又有何不可？從政者與政客之分別正在於前者着意於領導民意，而後者只流於追逐民意。更重要的是，真正從政者不應只着眼自己的選票得失而忽略整體社會利益。真正的從政者視造福社稷為己任，選票只會令他的工作來得容易點，進行得暢順點，但非其目標。我不怪特區這些政客不明這道理，只對我們缺乏真正的從政者感到無奈。

何謂溫和？

何謂溫和？有人說，溫和代表溫溫吞吞，以一種和稀泥的心態論政；又或在兩極立場中劃一條中位綫，便算是溫和。我不認同。便是有人說，溫和不代表沒有 原則、沒有底綫、並不畏首畏尾，也不能全面表達溫和政治的核心思想。要開創「第三條道路」，並非人說溫和也說溫和那麼簡單。首先，我們要就溫和政治有一套 全面清晰的論述。

正因如此，前陣子「民主思路」舉辦了一天以「論溫和政治」為題的研討會，更請來了中大陳健民教授及 浸大王衛國教授作客席嘉賓參與討論。會上有意見認為，溫和不代表接受不符合公義的政治壓逼；溫和仍須有自衞性，也可以抗爭，抗爭也可以不斷升級。我對這看 法有很大保留。邏輯上，若然因應某種政治環境令溫和從政者被逼走上抗爭之路，而為了達到目的更將抗爭不斷升級，那最終只會令自己失去溫和論政的形象和本 錢。更堪虞的是，如此類推，社會最終可能完全失去溫和議政者，逼使對立政治力量更無法解決問題。對任何社會來看，這也是非常危險的一回事。

接受階段性成果

也 有意見認為，鬥爭不斷升級是沒問題的，只要到了某一階段有談判可能性出現時，鬥爭者能重回談判桌上，那麼問題便可解決了。說是容易，但只需看看泛民在政改 期間的表現，便知現實不是這麼簡單。無論如何，在我心目中，如真能做到這點，只可說是成熟政治的表現，但也並不符合我心目中的溫和政治，因為在這過程中， 就算真的有談判機會，鬥爭不斷升級所帶出的立場，也可能令談判難以取得成果。

這兩種略有不同，但取態接近的理論之盲 點，在於假設溫和政治是一種全能解決問題的策略，甚或是唯一可解決問題的政治意識形態。在我心目中，溫和政治是一套價值觀、一套政治策略，而本身並非一種 政治目標。溫和政治相信對話、了解尋求共識的重要性；但溫和政治是重成果的。留意我說的是成果，而非結果。因此溫和政治在努力不懈追求政治理想時，也會接 受階段性成果。如果要付出代價，溫和政治會要求以最低代價換取最高成果，而不會以政治目標為賭博，不惜玉石俱焚。

溫和政治接受社會多元政化的需要，因此與其他政治意識形態並無排他性，或存在矛盾。當溫和政治難有成果時，可能需由鬥爭政治取代之；在這些困難時刻，温和從政者需懂得韜光養晦，當談判露出曙光時，溫和政治自會伺機而起，應需而立。

政治家應有的修養

著 名政治學家韋伯（Weber）說過，政治家應最少有三項主要素質：激情（Passion）、負責任感（Responsibility）和平衡感 （Sense of Proportion）。有人認為所謂平衡感也可說是分寸感，但我認為最貼切的用辭應該是「知所進退」。溫和從政者應知所進退。他不會以情緒代替判斷，誤 把政治過程看成是政治成果。知所進退代表理性克制；他在爭取目標時會據理力爭，但不會把對手妖魔化；因為這不但令對話難以成功，甚至是對話的障礙；不能對 話便不能解決問題。溫和從政者可以暫時擱置目標，由其他政治方式爭取，但不會擱置政治理想。說得簡單直接一點，溫和政治代表着真正政治家應有的政治修養、 一套成熟的判斷能力。我們需要政治理想，但我們更需要溫和政治！

我們想要什麼？

如果我說下雨天 在中環等車是一件苦事，相信沒有太多人會反對。這天我便冒着微雨站在娛樂行附近，看着堵塞得水泄不通的中環車輛發呆。前面一輛豪華房車慢慢駛過，坐在後座 的一位男士向我豎起一隻大拇指。我不期然向他報以一笑，他隨即豎起兩隻大拇指。我心想：什麼時候我的支持者多了一些上流人士？

事實是過去這 一年，每天在公眾場合、街上，甚至洗手間也遇到不少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向我示好、祝願、閒聊或微笑。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全是藍絲帶，還是黃絲帶，還是他們只是 一群對政治不太熱衷的普通市民。有時我會感到有點慌張，假如他們都是藍絲帶，那麼支持民主派的人去了哪裡？更令我寢食不安的，是另一個問題：民主派的支持 者是否已不視我為民主派？

記得正在考慮是否參選走進立法會時，前立法會議員劉千石曾經對我說： 「有人走到你面前向你微笑，接過你的傳單，不要高興，因為街上可能有成千上萬的人對你不滿，只是他們沒有走到你面前表達罷了！」從政十一年，我一直把這說 話放在心裏；但市民跟你打招呼，始終是有鼓勵作用，怎能以負面的心態處之？

我更不能以有多少人跟你打招呼去量化有什麼人、有多少人支持「第 三條道路」。在這方面，不能全信他人的民調，便是選舉結果，在比例代表制下也不一定可以真正量化溫和路線的支持者。更何况，假若沒有人以溫和民主派旗號參選，市 民哪來選擇？每每想到這裡，我便覺得最終答案，可能只是，你認為是正確的，便盡力去做，香港人要不要，是他們的選擇。我已不再是代議者，但身為一位從政 者，也是只能忠於自己的理念和判斷。

惡性循環

香港大學副校長 風波還正鬧得沸沸騰騰之際，特首梁振英竟然又委任佔中「平亂有功」的陳曼琪和何君堯為嶺南大學校董。對很多人來說，此舉實有點唯恐天下不亂，為全面政治監 控大學之議題火上加油。這樣做引致的直接後果是什麼，相信大家也清楚看到。那麼梁振英實在是希望修補社會裂痕、收窄政治對立文化，還是以撕裂香港為其最終 「政績」？

這件事令我反思究竟作為特首之主要責任和工作是什麼：是要做到有權無恐，趕盡殺絕異見者，迫使他們走向極端，製造社會矛盾，還是 要團結大多數，締造一種同舟共濟、和諧共識的社會環境？當然，他會說你們要搞鬥爭便放馬過來，看看誰會倒下來？

不單特首抱有這種心態，民主派也不遑多讓。 在競選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一事上，他們不也是說「我們要全面開戰」嗎？結果是內會及財會副主席雙失。當然，沒有泛民出任副主席沒有什麼大不了， 對立法會內部運作沒有太大影響；因為就算沒有副主席作溝通橋樑，但如果雙方願意的話，也可有其他溝通渠道。副主席最重要的功能，在於每星期有機會與特區高 層官員會面，提出獨立意見影響政府政策。不能出任副主席是直接削弱了民主派的政治影響力量，那為什麼不盡量協調，爭取共識呢？

這種「放馬過 來」的政治文化，正是今天社會面對如此惡劣情况之根本原因之一。這是一個逃不了的惡性循環；大家愈是要對立，愈是要拚個你死我活，弱勢的一方便愈要承受更 大的傷害。也許這正是強勢一方夢寐以求的結果：明知你沉不住氣便盡力刺激你，讓你自我走上滅亡之路；但他們可有想過，便是民主派滅亡了，對建制派或對當權 者有什麼好處？賠上的，只是我們這一群無助的香港人。

行政長官之「超然地位」

中聯辦主任張曉 明之「特首超然論」引來風風雨雨；一眾親中人士包括梁愛詩急不及待地出來一邊為張曉明言論降溫，一邊堅定不移地說，行政長官「並不超然於法律」。言猶在 耳，上星期，前行政長官曾蔭權被廉政公署檢控時，又引起另一輪熱烈討論：究竟行政長官應否受《防止賄賂條例》全面規範？就這問題，梁愛詩卻又在電台上說， 特首在任時不應被檢控，聲言此乃「非明文規定」，假若特首面對隨時會被人檢控之可能，「將影響社會不穩定」。

無規定「不應被檢控」

《基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何謂「廉潔奉公，盡忠職守」？假若行政長官有賄賂之嫌，怎可說是「廉潔奉公」？《基本 法》第七十三條更進一步規定假若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行為而不辭職，則可被彈劾。第一，此條文並無規定假若行政長官干犯了嚴重罪行也不應被檢控；第二， 檢控與彈劾在憲法上是完全兩回事：檢控是刑事程序，彈劾是政治程序，而兩者並沒有矛盾或互相排斥之處。便是在國家憲法下，國家領導人也沒有在任時不被檢控 之豁免，為甚麼我們的行政長官卻有？

行政長官若被檢控，社會會出現不穩定情況之說更令人感覺有點牽強。《基本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行政長 官若因「嚴重疾病或其他原因無力履行職務」必須辭職。故若行政長官被檢控或被判入獄而不能履行職務，則必須辭職，由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依 次序臨時代理其職務。假若行政長官長期缺位，則可於六個月內按第四十五條規定產生新的行政長官，可見在憲制上，行政長官未能履行職務時，有詳細妥善安排， 不見得社會會因此而「不穩定」。相反，假若行政長官犯了嚴重罪行卻堅決不辭職或不受刑事檢控，那麼社會出現「不穩定」的機會必然會更大。

修訂防賄條例勿再拖

既然在憲制上行政長官沒有，亦不應有檢控豁免權，也不是超然於法律，那麼為甚麼在《防止賄賂條例》下，收受利益之罪行卻「不適用」於行政長官？為甚麼在 任的特首假若未能「廉潔奉公」，不斷貪污自肥卻仍然可以逍遙法外？這對特區之法治是否一極大挑戰？從國家層面而言，現今國策正嚴打貪腐，為甚麼在特區，我 們的行政長官作為一地方官員卻可隨意收受利益而不須負上任何刑事責任？如果不可，那為甚麼《防止賄賂條例》下之收受利益罪「不適用」於行政長官？又或有 「非明文規定」，在任時不可就收受利益罪而被檢控？

梁振英在競選時曾許下承諾全面檢討《防止賄賂條例》是否適用於行政長官。首席大法官 李國能於二○一二年時，亦曾提出詳細修訂《防止賄賂條例》之建議。前特首曾蔭權一案便是最有力之理據，為何我們要立刻修訂《防止賄賂條例》，令條例下之所 有罪行均適用於行政長官。時至今日，為何梁振英特首卻遲遲沒有就這課題作出詳盡之回應和交代？明顯地，曾蔭權一案已令行政長官之刑事責任不再是一假設性議 題。相信下一屆行政長官選舉時，每位候選人也必須就如何處理行政長官之刑事責任，在政綱中提出他們之個別見解。

不同觀點的香港人

陳文敏是我的朋 友；陳坤耀亦是我的朋友。我認識陳文敏幾近二十年，他也跟隨我打過官司，我相信他為人正直，所以當有人惡意批評抹黑他，我為他感到不值。我認識陳坤耀也有 十多年，有陣子吃飯見面比陳文敏多，我相信他也是一位正直的人，所以當看到他被人無理責難，我亦為他感到不安。

但陳文敏和陳坤耀是對立的。最少傳媒把他倆描繪為對立。更有不少人認為陳坤耀是打壓者，陳文敏則是被打壓者；也有人認為陳文敏是佔中搞手，也有人認為陳坤耀是北京傀儡。我不相信，也不接受這些標籤。極其量，他們只是持不同觀點的香港人。

沒錯，陳坤耀作風比較保守，但這不代表他是北京的傀儡。陳文敏作風可能是比較開明，但不代表他是鼓吹破壞社會秩序的人。他們都只是在這抗爭文化充斥着、撕裂着整個香港中的無辜犧牲者。

把港大校委會籠統地標籤為中央的黑手也不公平。二十二名成員中，只有七人由特首委任，而其中只有兩人為梁振英所委任。校委會這制度存在多年，證明了問題不一定出於制度上，而是出於社會兩極化的互相批鬥。在這腥風血雨的政治鬥爭文化下，如果有人認為校委會得以獨善其身，實在有點天真！

沒 錯！校委會的決定確實令人費解和難以接受。「等埋副校長」更是匪夷所思。但這是人為錯誤還是制度失衡？假若我們的特首是由普選產生，由他委任部分成員又有 何不妥？問題是否在於我們的選舉制度多於校委會制度？今天的香港，已成為了階級鬥爭、兩代人鬥爭的戰場。任何公眾爭議，也難以透過理性討論化解。我們再不 自救，便是玉石俱焚、自我滅亡的時候了！

Soundbite政治

很多人問我：十 一年議會生涯體現了怎樣的特區政治生態？我毫不猶豫地回答：「Soundbite政治正主導着我們的政治生態！」沒錯！差不多進入議會第一天，便有人對我 說：「議會中有兩位soundbite王：張文光與李卓人！」天真的我，當時不知道甚麼叫soundbite，後來有人跟我解釋，soundbite是吸 引傳媒的「精句」；言論有soundbite，便可天天見報，日日曝光，乃議員夢寐以求也！

製造不必要爭拗

甚麼叫 soundbite？沒有人能給我一個確切的翻譯或定義。有人說，soundbite是「精句」；但精句是正面的，這十一年來看到的、聽到的，很多時候卻 只是一些嘩眾取寵的口號，更有愈來愈低級趣味、愈來愈幾近市井的「精句」。我不覺得「精句」是貼切的翻譯，但正面也好，負面也好，議員們還是醉心於如何編創一 些別開生面的soundbite，反而像是弄不清soundbite背後的意義是在於見報曝光，還是宣揚政治理念、為民除難解困？

這還不是最 大問題。最大問題是這些爭取曝光的「精句」，往往也是製造不必要的誤解和爭拗之根源。你說甚麼「超然地位」，我便還你一句「土皇帝、無皇管」；你談甚麼 「拒赤化」，我便回贈一句「去殖民化」！也不用深究你我真正想說的是甚麼，總之傳媒爭相報道，大家禮尚往來，便盡了從政者的責任，不亦樂乎。

我 明白這是時代改變所然。今天的社會生活節奏實在太快，資訊實在太發達；每天各媒體上，充塞着太多各方面的第一手訊息，我們漸漸覺得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去 仔細研究甚麼理論、甚麼意思；更莫論訊息的上文下理、背後的前因後果。一句好的soundbite，一夜之間可以爭取到數以萬計的like和分享，社會都在討論甚麼 「超然地位」、怎樣「去殖民化」，卻沒有人知道對方，或自己究竟在說甚麼、想要甚麼？這便是今天的soundbite政治。這究竟是年輕人文化，還是互聯 網文化所致，實在也弄不清楚，總之大家爭相效尤，錯不了。

把問題說清楚更有建設性

也許這世紀已不再是促膝談心、煮酒論英雄的 年代了。甚麼溝通對話實在太花時間，也不見得有甚麼吸引力。一句soundbite便可橫行無忌，贏得掌聲處處，幹麼要花時間說個清楚明白？只是似乎沒人 留意到，賺回來的時間都放在社會內耗和政治爭拗上，確實有點可惜，也不見得真正好處在哪裏。

雖然傳媒，特別是電子傳媒，責任也確實不少，但把這一 切都算在傳媒頭上卻像有點不公平。在這商業社會裏，分秒必爭，可以把訊息濃縮至幾個字、十多秒，便可把更多的時間轉化為賺錢的機會。但從另一角度而言，如 果從政者不刻意去創造soundbite，傳媒也沒辦法。多花少少時間把問題說清楚，始終比因為一個soundbite爭拗數個星期、甚至幾個月更為有建 設性。只不過要把問題說清楚，從政者便要多作思考，多點理解問題所在、真理所在。我們有沒有這麼多願意思考的從政者，那又是一個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可能 只是一個供求問題。市民沒心機去理解問題所在，有一個好的soundbite便算是有答案了；「土皇帝」便是「土皇帝」，「去殖民化」便是「去殖民化」， 不用求其甚解，便可以專注其他的事，有何不妥？要創立優質民主，確實不易！

萬物有時

十一年的議會生 涯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十一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總算是一個章節的完結。奇怪的是，當我收拾物品，準備離開議會的辦公室時，心情卻出奇地平和，絲毫 不像宣布辭去立法會職位時那麼激動。也許是因為這已經過兩個多月的心理準備，也許只是我那份願意接受命運的性格使然；無論如何，始終提醒自己：要走，便要 走得灑脫。

回首細看，最大的成就要算經過八年的努力，最終推動及成立了《競爭法》。花了幾年時間寫了兩份報告，為《競爭法》定下了立法的藍 圖。政府差不多接納了所有建議，還可抱怨什麼？參與及設立最低工資也算成就之一。花了兩年時間說服公民黨接納最低工資，似乎是唯一可改變公民黨的成就。也 不知是可喜還是可悲？

但最失敗的，當然是普選無期，黯然退黨。《競爭法》和最低工資的成功感永遠也彌補不了這份失落和無奈。這始終是十一年議會工作的污點。但回心一想，成敗聚散總有時，這便是人生，何必自怨自艾？

永遠是那麼心情開朗的譚志源局長，借用了清代詩人龔自珍的詩句來祝願我離開議會後更別有洞天：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衷心感謝他的好意，但這一刻確實沒有這份豁達悠然的心情，想的反而是宋代林景熙的： 「何人一紙防秋疏，卻與山窗障北風。」不敢說自己懷才不遇，但在政改上確是花了很多心血，換來的，不是莫名的謾罵，便是漠然的冷待，似乎這議會要的，只是無休止的爭拗而非真正為社會長遠願景出力。毋容置疑，這不是我的地方。但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明天又是新的一頁，又何必介懷？

假如劉德華參選特首……

何韻詩在一個雜誌專訪中質疑自己從政能起多大作用。記者也似乎認同這說法，並質疑假若劉德華參選特首是否真的有那麼多人支持？不是說娛樂圈中人如何韻詩、劉德華應該參政，只是對這些質疑背後的理據有點保留。

歷 史上軍人與學者從政的例子到處可見。到了近代，律師轉投政界的例子也不勝枚舉。但隨着時代改變，知名人士參政逐漸成為風氣，演員如列根和阿諾舒華申力加也 能分別當上美國總統和加州州長。其他知名人士如商界紅人佩羅和川普在宣布參選美國總統後，他們的知名度分別令他們輕易取得相當的社會支持。這些例子相信不 會是曇花一現。

當然，參選特首要有一番抱負和願景，但能力並非最重要的素質。不是說沒能力的人也應當特首，只是有時能力愈高，自視愈高，其他意見聽不入耳的話，反而會成為障礙。我認為當特首最重要有足夠的胸襟和氣量，願用人唯才，有聆聽之心、判斷之才便已足夠。

我不同意當特首要有行政經驗。環顧世界各地，先有行政經驗才成為政治領袖的例子實在不多。相反，一般公務員會因應系統文化而缺乏一種遠大的政治理想卻是常態；最少我們特區也嘗試過由公務員當特首，結果卻是白白浪費了七年之寶貴發展空間。我們有一支優秀的公務員隊伍，只要特首能用人唯才，良好管治基本上不成問題。

說 了這麼多，其實只是想強調沒有哪一類人比較合適或不合適當特首。要看的，是那個人本身的政治理想是什麼，他有沒有親和力和容人之量、是否願意聽取不同意 見、有沒有正確的判斷能力。如果他具備這些條件，不論他來自商界、法律界還是娛樂圈，甚至其他界別，他或她也可成為一位好特首。

知名度是成功的一半

家有喜事， 所以整個暑假都在美國度過。差不多每天早上，我也會看看美國共和黨競逐總統提名的新聞。提名初選辯論便已有十二名候選人，有意競逐但未能出席者均公開指摘 這是政治篩選，主辦單位解釋說這些競逐者知名度不夠，所以未被選中出席這場辯論，可見知名度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商界名人唐納德‧ 川普（DonaldTrump）在第一輪提名辯論中便辱罵著名女主持人而惹起公憤，一連數天被傳媒傾力圍攻，川普的競選經理也因這政治「錯失」而離任。誰 知這段醜聞卻令川普知名度更上一層樓，加上他那尖酸刻薄的言論、民粹主義的主張，竟令他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大熱，支持度遠遠拋離了其他對手。這便是政 治。

沒錯，知名度是從政成功的一半，只要你形象吸引，知名度高，不管你有沒有能力，政見為何，誠信為何，也不是那麼重要。群眾認得你，能叫 出你的名字，你已是贏了一半。這是否代表民智未開？非也。一般選民每天為生活奔波，哪有什麼時間詳細研究你的政治倫理、言行品德？知名度高的政客，只要是 稍稍與選民的政治取向相近，便能輕易取得這些選民的信任。

這些例子外國常見，特區更比比皆是。一眾政客爭相以出位言行爭取曝光，只要罵得 狠、罵得盡，知名度便自然飈升，什麼十大議員唾手可得，次次上榜，至少選舉時在宣傳上也不會怎樣吃虧，有何不好？但這是優質民主嗎？恕難認同。優質民主需 要優質選民、優質參選者。可見要樹立優質民主，應從培養社會質素開始。這是極具挑戰性的漫長工作，也是「民主思路」的工作。

閱兵後感

我是一位反戰者。我對閱兵沒興趣。但我明白在某種環境下，因應政治需求，展示軍力是一種有決心維護國家主權的表徵。中國自漢唐盛世，到宋、明、清之 積弱，飽受外國欺凌；到了甲午戰爭、九一八、瀘溝橋事變，均突顯了軍備不足可能是國難之開始，歷史教訓當然不容輕易忽視。加上身為「民主思路」召集人，身 負推動溝通之責，閱兵之請，實是難以推卻。

閱兵那天，大型旅遊車把我們送到故宮北門停車場的一處。我們緩步穿過故宮，經太和殿出午門，再左轉南門到達天安門，行程不足半小時，但卻是一段令人 百感交集的路程。在這萬里無雲的早上，故宮的輝煌始終帶著一種揮之不去的老態，像是早已厭倦了飽受歷史煎熬的過去。我在步出午門前回望太和殿，不知怎的一 時心酸了起來。

既然厭惡戰爭，對所有這些坦克、導彈、戰機先進與否，當然說不上什麼興趣，也分不出那種號型值得我們雀躍。令我感動的，反而是當一批老兵進入會場坐 在我們面前時，他們所得到的歡呼和掌聲，遠比那些西裝筆挺、雍容華貴的男女各國元首來得親切，來得尊敬。他們才是這天的主角，才是真正的人民英雄。他們才 是我衷心敬佩的一群。

有點意外的是，整個閱兵主題是維護和平。水能載舟也能覆舟，軍備競賽也一樣；充裕的軍力可以維護國家領土完整，但對一些好戰者也是一種展示強勢的誘 惑。戰爭與和平很多時只是一念之差。歷史證明每個發動戰爭的國家均有義正辭嚴堅稱自己是正義之師，但最終受害的，卻都是我們這些蟻民。戰爭沒有勝與負，只 有殺戮和破壞。戰勝者與戰敗者所付出的代價實是相差不遠。中日戰爭便是最好的例證。

當最後一架戰車走過了天安門後，我的視線只是呆呆的落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心中在想，參與六四武力鎮壓的士兵相信早已退役，我們難以怪責今天這些慷慨激昂、英姿澟澟的年青士兵；他們也逃過了中日戰爭的浩劫。但歷史的傷口，甚麼時候才可痊癒？

馮京與馬涼

他突然在我面前出現，拉着我說： 「你是梁…… 梁……」我淡淡一笑： 「對不起，我是湯家驊！」「對對對！你是湯家驊，湯家驊！我十分敬佩你，亦認同你要創立第三條路為香港爭取民主！」從言談中得知他和家人毋庸置疑，是堅實 之溫和路線支持者。感謝之餘，心裡卻不斷嘀咕：我的名字也弄錯，怎可能說十分敬佩我？

有人把我誤認為梁家傑並非單一 事件。過去十多年，這種事例不勝枚舉。記得有一次我乘搭飛機到日本，甫入機艙，服務員便很殷切地說： 「歡迎您乘搭我們的航機，梁議員。」我慌忙更正我是湯家驊。他不斷道歉，但到落機時，他還是鞠躬有禮地說： 「梁議員，希望你能再次乘搭我們的航機！」又有一次，我們到西貢食海鮮， 經過一個魚檔時， 有人高聲喊：「看！這是梁家傑議員！」太太心有不忿，略帶怒氣地走回頭，對魚檔的老闆澄清： 「他不是梁家傑，是湯家驊！」老闆十分尷尬，不斷道歉。

把我誤認為梁家傑實有點莫名其妙；無論在外表上、言行上和政治取態上，我們都有相當大分別。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把梁家傑誤認是我，但錯認的原因可能是梁家傑曾參選過特首，知名度遠比我高，大家又曾是大律師公會主席，在退黨前亦同屬公民黨，可能因此而混淆了。

人 們不只是把我誤認作梁家傑。有一次到歐洲一間唐餐館，老闆興高采烈地走到我枱前說： 「歡迎你到臨我們的飯店，司徒華議員！」引致同枱哄然大笑。認不認得我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都認同溫和民主派的定位。顧名思義，溫和民主派之倡議者不 會是曝光率最高、知名度最甚的議員。認不認得湯家驊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政治取態與我從政以來一直代表的政治核心價值是完全一致；這才是令人欣慰的 地方！